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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爭辯 The Controvers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在西元一九三四年的年初，當拜克斯（根據他自己的敘述）正在試圖和李蓮英的侄孫做溝通時，濮蘭德卻發現自己又再度被迫面臨著一場硬仗來捍衛拜克斯的那些手稿和翻譯的聲譽。這一次的挑戰是來自於一位美國的學者肯尼斯‧司考特‧拉度瑞（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之前是在中國的一個傳教士，現在是耶魯大學神學院的傳道學教授，也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之工作規範的作者。
在由紐約的麥克米倫公司（實際由倫敦總公司所控制）所發行的一本他所撰著有關於中國的新書「中國人，其歷史與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 Culture）當中的參考書目裡，拉度瑞教授引用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以及「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這兩本書做例證，但為的僅是評論這兩本書的作者對「取材挑選不當」的中文原稿，隨意做了「通俗戲劇風格」的記述。
此時的濮蘭德正身陷和查塔姆社 （Chatham House，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裡那些目空一切的貴族們的筆戰之中，他對那些「西化的中國知識份子」以及他們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故做虔誠狀的那些幕後老闆們已是逐漸感到不耐煩。而這個傷人的評議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濮蘭德對此暴跳如雷，好不容易才看到景善日記得到了杜文達的辯護（看似如此）， 他現在卻發現這些討厭的批判無疑是又在不當地攻擊他著作當中的一部份，因此他直接寫信給這位美國教授要他給個解釋，拉度瑞回覆說這些評論是他從「中國一所 著名大學歷史系裡的中國人及外國成員」那裡所得來的，而這些人在學術界皆享有盛名。
這個模糊而推託的回覆更是激怒了濮蘭德，他以強烈的語氣回信給拉度瑞， 他寫道，這些由作者所提出的鬆散而具毀謗性的評議，並不是建立於對文件所做過的嚴謹研究上，而僅是依據一所不知名的中國的大學裡的幾位不知名人士，他們所 持的不負責任而沒有文件憑據基礎的意見或是偏見，這樣是不行的，除非拉度瑞以書面公開撤銷他的主張，否則就等著收訴訟狀吧。
拉度瑞堅持他的立場並在回覆信中列舉了一些特定的例證，對於書中「虛幻而驚聳的特性」並「過渡宣染」之處，他引述了文中幾段內文。濮蘭德看到回函的當下便決定要同這個用意已是再清楚不 過的「豬腦袋」（silly block）周旋到底：因為他顯然是為了自己曾對美國在中國的 傳道學院所做過的一些批判來施行報復的。於是他向對手的出版商提出抗議，麥克米倫公司則是回覆說目前無法聯繫上拉度瑞教授：很遺憾地，他現在人正在蒙古佈 道傳教；濮蘭德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堅持要對方撤回主張：如果作者不這麼做，由出版商來做也行。在遙遠的一方觀戰的拜克斯，寫信給濮蘭德，為他那有尊嚴的 堅持而向他致敬，並承諾屆時將從北京返回英國出庭作證。
拜克斯還說，所有的日記原稿都還在，在必要時可提出來當做呈堂證據。但到頭來，並沒有到需要提出原 稿的那個地步，出版商在沒有和原作者商議的情況下，就直接在拉度瑞的書中加入了一張致歉的勘誤表。濮蘭德對此獲勝的結果感到滿意，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裡寫 道，麥克米倫公司為那位教授所做的愚蠢評論道了歉，雖然教授本身是不會這麼做的。可憐的傢伙，他對凡事都是以西方傳教士的觀點來看待：「他應該休個假去掉 掉釣魚了。」拉度瑞的這本著作後來被證實為的確是本受到歡迎的教科書並常常被再版；但甚至直到拜克斯及濮蘭德過世之後，這本書中對此二人的評論都不曾再被 恢復成原本的敘述。
在這些屢次同他人的爭辯裡，先是和義大利籍的外交官丹尼爾‧瓦瑞，後有美國的教授拉度瑞，濮蘭德所使用的言語，是一個憤怒的人所使用的言語，但這是不是一 個充滿自信的人也所會使用的呢？表面上看來，濮蘭德對自身立場是有信心的，他顯然相信拜克斯所提供的文件全是真實的，大家也都公認拜克斯是個傑出的漢學學 者，甚至連莫瑞森，即使背地裡在詆毀他們所合著的作品時，都還依賴著他的學識。就景善日記這件事而言，濮蘭德看過原稿，也深信沒有人能夠偽造出這樣的文 件，而其他專家們的判斷也是如此，只有莫瑞森例外，他大膽地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
現在莫瑞森被國際知名的專家杜文達所擊敗，而杜文達的評斷又得到公正的學 者瑞基納‧強斯頓爵士的背書，在這種種情況下，由一個輕量級的文人如瓦瑞，或是只具有美國傳教士的一般傳統智慧如拉度瑞所引述的言論，看來都僅像是撥弄是 非的吹毛求疵。
然而，濮蘭德是不是真得有十足的把握呢？對於拜克斯，他也是有著他自身的體驗，他深知拜克斯是個「怪胎」、一個「難以捉摸」、「心志不堅」、「反覆無常」 的人。除了景善日記之外，他從未見過由拜克斯提供的翻譯稿所依據而來的那些中文原稿，所以濮蘭德根本無法拍胸脯來做出任何的保證。即使─歸功於杜文達─他 能避開了這些評論的攻擊，但再度去完全地相信並支持，只由拜克斯一人宣稱是真實的，那些新發現的回憶錄，這種作法是否夠謹慎小心呢？
在市面上流傳著眾多偽造的中國人物的回憶錄，有假的李鴻章日記，假的德齡郡主回憶錄，對於號稱是皇太后宮廷裡的一員的德齡郡主（Princess Der Ling）， 濮蘭德此時同瑞基納‧強斯頓爵士是站在同一陣線，他也認為這本回憶錄是假的。或許是來自於拉度瑞所提出而很顯然是激怒了濮蘭德的攻擊，讓他開始懷疑自己再 去力挺拜克斯最新發現的李蓮英的「回憶錄」是否是件明智之舉？因而在還沒拿到那部作品的一些例稿之前，濮蘭德就已經開始對此失去信心。
在西元一九三六年， 也就是在他強迫拉度瑞的出版商麥克米倫公司向他致歉的兩年之後，當他正開始同北京一個年輕進取的法國出版商昂瑞‧維齊商談著將「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重新 再版發行的事宜之時，濮蘭德又再度面對新的一個對景善日記的質疑，而這次的挑戰可真的是不能等閒視之不理不問了。
這次的質疑是由威廉‧樂威頌（William Lewisohn）所提出來的， 他是當時上海當地一家報社的編輯記者，樂威頌是英國人，一個優秀的漢學家，他支持濮蘭德對中國的看法，也反對莫瑞森和「外交部的思想學校」的想法，但是他 並不像濮蘭德那般，對景善日記抱有著同樣的信心。後來他在寫給濮蘭德的一封信裡，解釋了他的疑心是如何被激發起來的。他是在撰述有關使館區被包圍那段期間 的經過時，才發現景善日記裡的陳述既不精確而且同時也令人難以置信。
例如，景善曾節錄了榮祿的說話：「襲擊攻打使館區....這比無法無天還遭，這是愚蠢 的行為（is worse than an ourtrage, it is a stupidity）。」而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都能輕易地辨識出，這句是法國主教塔里蘭（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所說過的名言（原文為it is worse than a crime, it is a stupidity），同時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一個中國人是絕對不會想到要這樣說的」。
一旦疑心已起，樂威頌便繼續對這日記做了一番深入而仔細的研究，然後在一份學術性的刊物上以專文的型態發表了他的這些發現。在這篇文章裡他表示，藉由對日 記內文所做的仔細分析顯示，這本日記並非是一本日記的原始記載，也非一人獨力所寫成的真實作品，更不可能是景善所寫的。他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部混合 的模仿之作，這日記的內容裡，還結合了對同代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他所曾公開出版過的中文日記當中之部分內容所做成的逐字翻譯。
接著，樂威頌由對日記內文的 分析轉而對拜克斯宣稱發現此日記的當時情況所做仔細的檢驗，他提出了一些貼切的疑問。尤其是，當時才初抵中國的拜克斯，如何便能立刻辨識出這份以「草書」 字體所書寫成的珍貴文件？而草書體是種許多傑出的西方漢學家在沒有旁人協助的情況下都還難以閱讀的一種字體。同時，這本號稱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所發現的日 記，何以直到西元一九一零年，在被拜克斯連同自己所做的翻譯稿一起出示之前的這這段期間當中，從來沒有任何人聽說過有這本日記？當樂威頌完成了這篇文章， 他將文章的副本一份寄給了拜克斯，一份寄給了濮蘭德。
當濮蘭德讀完了樂威頌的文章之後，他深感煩憂困擾，終於有一份證據出現了，還是份難以辯駁的證據，似乎證明了莫瑞森和他的同夥那幫人所說的是對的。他立即 憂心如焚地寫了封信給拜克斯，他提醒他說自己是因為信任他，所以才認為該日記是真的，但是「當然，我沒有足夠的學識能閱讀原稿或是判辨你的翻譯稿」，因 此，這次該由拜克斯出面來回應這些難以對付的批判質疑。
濮蘭德還指出，除非對這些質疑做出回應，否則為了幫拜克斯的緣故，那位最近常被自己罵到體無完膚的 樂威頌將因而證實他說的都是對的。同時濮蘭德還寫信給樂威頌和昂瑞‧維齊，試圖要他們在拜克斯做出回覆之前，先不要對此問題再進一步咄咄逼人。
但是他的這些信件並無法遮掩他內心的焦慮不安，他問道，為什麼這份備受爭議的文件沒有經由一些中國學者來做過鑑定？為什麼拜克斯從來沒有履行先前所曾答應的，要將這份原稿中尚未翻譯的部分，連同自己所做的註解一併發佈的這項承諾呢？為什麼拜克斯從來沒能提供證據來證明這日記確實是景善所寫的？─在西元一九一一年，他曾說過這是很容易就能辦到的─濮蘭德寫給維齊的信中寫道，「我沒有任何偏見」；他還說，「如果這日記被證實確實是偽造的，那它將會成為文學界的一件珍品， 是種學術的高超技藝的表現，遠遠比偽造的李鴻章回憶錄要來得卓越非凡」。
現在一切都得靠拜克斯了，單看他要如何來回應這個挑戰：這個截至目前，對他身為一個學者的學識及正直所提出的，最嚴重也是最有憑有據的指控，人在北京的樂威頌，以及退休後待在英國愛丁堡（Aldeburgh）的濮蘭德都摒息以待地在等著看他的回應。
對樂威頌，拜克斯以奧林匹克競賽選手般的優雅風範寫了封信給他，感謝他寫了該篇文章，還說這篇文章「將會為我的藏書增添另一件珍貴的收藏」，但是對他提出 質疑的該篇文章內容卻是絕口不提。對濮蘭德，拜克斯以較長的篇幅寫了封信給他，然而對該篇批判的專文之主旨及實體內容也是隻字未提，但是隨函附上了一長篇 的文稿，稱之為「給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之腳註」，在該篇腳註裡，拜克斯對自己是如何發現景善本日記的前後經過，又做了另一番，較之前所曾給過的，都來得更 為完備、生動也更加詳細之敘述。
這份「腳註」─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來對這個主題做陳述─後來濮蘭德將它送呈給大英博物館，讓這份文件與日記原 稿放在一起，被保存至今，用來做為證實該日記的真實性之最終證物─或者，至少是當做拜克斯，在景善身亡三天之後，親自在作者的書房裡發現這部已完成的作品 的一項明確的證據。如此一來，這就會成為一份很有說服力的文件。
在這篇「腳註」裡，拜克斯詳盡地記描述了在八國聯軍佔據了北京城之後，他造訪這棟後來成為他的住處的房舍所看到的情景，他列舉出當時陪伴他進入這棟房舍並 目擊了這番經過的那幾位英國軍官的姓名，並描述了當時景善家中及書房的狀況：在大廳，景善夫人躺在炕上低聲呻吟著，她的小兒子和媳婦正在勸她喝點稀粥；書房裡無可避免地，到處凌亂散置著「深達數英吋厚」的紙張文件；珍貴的書籍，其中有些是「有趣的宋代哲學作品」，隨同其他的手稿，在掠奪時被到處任意丟棄著。
他述說他發現了這本日記，並立即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他對於自己在發現它之後一直保持著所謂神秘的沈默一事表示抗議，他說他曾向當時幾位重要的人物報告 過此事：他曾向俾路支斯坦軍團（Baluchistan Regiment）的羅蘭森（Rowlandson）上尉報告，他對此文件「深感興趣」，也曾向巴羅（Barrow）將軍報告，「當時我擔任他的翻譯員」，他對此文件也是「非常感興趣」，此外還列舉了幾位軍官的姓名。
後來，當恩尼斯‧莎陶爵士抵達北京擔任公使時，拜克斯也曾經向他報告過自己的發現（現在他才這樣說）， 而莎陶「強烈地建議將它出版公開出來，但是要延遲等到皇太后過世之後才這樣做」。如果前述這些人在當時，或是在事後的任何時間點，都不曾提及過此事，那真是非常地遺憾。拜克斯同時還描述，除了這本日記之外，他還將其他的一些書籍文卷據為己有：他說，因為羅蘭森上尉當時告訴他，可以盡量拿沒關係。
或許有人會問，拜克斯為什麼一直沒把該中文日記原稿當中尚未翻譯的部分全都給翻譯完，來成就該日記在史學上的正當性以及維護其在書誌目錄學上的利益呢？最終他對此問題的回答竟是，這件事是再也辦不到了。「為了一個更高層次、更急迫的利益關係，也就是，生計的問題（Bread-and-Butter Interest），生活的拮据（res angusta domi，拉丁文，同等英文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at home ）」迫使他不得不在西元一九三二年把它給賣了，以「免於受飢寒之迫」（to keep the wolf from my door）。
現在他也說不上來這份文件到底在哪裡，因為「幫我執行這項交易的前任中間人，張何差先生，在沒能將完整的買家名單交給我之前，就在他自己的家中被人謀害 了」。拜克斯在後來的一封信裡提到，這筆買賣對他是非常有助益的：因為這筆買賣給他及時帶來了他所需要的七百美金，當然在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失去它，在後 來竟會是這麼地麻煩。可憐的張何差─「我從來沒能預見他會被人冷酷地殺害....我猜想他是參與了一些『不法之事』也並不想讓我知道太多。但『是死者為 大，不說他的壞話了』（de mortuis，拉丁文，同等英文Let nothing be said of the dead but what is good）....」至於樂威頌，拜克斯知道應要如何來對付他：他會對樂威頌提起毀謗罪的訴訟官司的。拜克斯認為用這兩個回覆似乎就可以讓樂威頌所提出來的這些質疑悻悻地沈寂消失。
可惜天不從人願，這些質疑並沒有就因此而銷聲匿跡，過沒多久，便有一個更具聲望也因而更加令人畏懼的盟友加入了樂威頌的行列，待在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 ）的 那位杜文達教授，長久以來一直等待著拜克斯依約定將日記中未曾公開的部分做出發表。在西元一九三四年，他為了打破自己的沈寂或是為了逼迫拜克斯出手，他曾公開地提及到拜克斯所做過的那個承諾。在西元一九三六年，他也曾透夠濮蘭德來聯繫拜克斯，願意出價來購買那奔日記原稿裡剩餘的部分─得到的回覆卻是說那部 分的原稿已經不在了：它已經被賣給了一個不知名的買家。
如此一來便激起了杜文達的疑心，因此當樂威頌的文章發表時，杜文達心中的疑慮無疑是伴隨夾雜著其他 的情緒：應是職業的自尊或是妒忌，從他前後的言行舉止看來，杜文達似乎是因樂威頌所發表的文章而感覺受到羞辱並自覺難堪。他自己對這個問題所曾做過的公開聲明，是在西元一九二零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對此日記真實性早做了肯定性的背書。
而現在他心中才剛有疑慮產生，也正因而打算重新來檢視自己對此所持的看法之際，卻被一個業餘的玩家搶先了一步，對身為一個專業學者的自己，對此主題所曾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提出反駁。對他而言，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為了維 護自身的信譽以及追求學術性的真相，他決定加入這場筆戰並奪回樂威頌所篡奪的主導地位；他寫信給濮蘭德要他先別下斷論，因為身為漢學權威的他將要開口說話了。
濮蘭德此時的心中惶恐不安百感交集，他基於對拜克斯的那份信任，當然是希望向來自己信以為真的那本日記以及其他文件都是真實的，他依舊相信拜克斯不會偽造 出這樣的日記原稿，也不曾欺騙他。但是除非拜克斯能拿出證據來，否則又要如何來反駁這些質疑指控呢？而這場風暴又來得非常不是時候，他正同法國籍的出版商 昂瑞‧維齊在商談著「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重新再版的相關事宜....因此他寫了封信給拜克斯，堅決地要求他一定要站出來面對這些質疑。
他說，提起毀謗的訴訟官司是沒有意義的；真的需要做的是提出學術性的反駁：拜克斯必須對樂威頌所提出的疑問，公開地給個坦白、合理而又能令人信服的答案。濮蘭德向他保證，自己完全相信他對於發現日記所做的詳盡敘述，但是對於拜克斯表示自己已經將剩餘原稿拿去賣掉的這個說法，深感對此時的情況非常地不利：這將會「對你的 聲譽造成嚴重地損害，如果這事情被公佈出來」─尤其是你曾對杜文達做過了許諾。既然做過這樣的承諾，「我寧願相信就算你窮到需要將你的襯衫拿去變賣，你也 不會將這些原稿賣掉....」
在回信裡，拜克斯又試圖用他那慣有的可憐哀怨語調悲嘆哭窮，「我想我平靜的遁世生活還是招惹了敵人」，他現在是「身無分文，身處極度貧窮潦倒的狀態」，非 但需要賣掉那份原稿，連自己的衣物、書籍以及自身所擁有的家族祖傳遺物通通都已變賣到一件不剩。事實上，既然濮蘭德已經提到了他的襯衫，那他也不得不承認，他連襯衫也都賣掉了─十二件全新的絲質襯衫全都以賤價售出。
他在銀行的戶頭裡只剩下六十分錢，諾瑞司主教曾好心地借貸過金額不多的小額金錢給他，「我 常常在早晨想著，不知晚上的那餐飯要從那裡變出來，甚至曾認真地考慮過，是不是要上城裡的大街去行乞。一個曾是滿州宮廷裡家族成員的老友，看到我衣衫襤褸 的模樣，託人拿了一百元給我，他的仁慈真是令我銘感五內....」
濮蘭德在他寫給拜克斯的信裡並沒有提到─或許他根本沒注意到─因拜克斯那番會因時因事而異的說詞，所造成的一種奇特而不尋常的矛盾，細心的讀者可以回想 到，從這個時間點回溯三年，也就是在西元一九三四年，當濮蘭德威脅要對拉度瑞提出告訴時，拜克斯曾承諾過屆時要回去英國出庭作證，還說所有的日記原稿都還在。然而此時，他卻說他早在西元一九三二年，就不得不將手上的原稿給賣掉了，這是比先前的日期更早了兩年的事情。但是毫無疑問地，拜克斯如果被逼急了，他 總是能找到說詞來讓這顯而易見的矛盾合理化的。
還有一些前後不能協調一致的矛盾之處，濮蘭德也始終無法注意發現到，那是因為他從沒能看到所有的證據。尤其是，他沒有看過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十月時所 寫給莫瑞森的信。在那封信裡，拜克斯承認，在他發現了那本日記後的九年裡，從來沒有向人提過此事，那是因為他從來不覺得這日記有任何的重要性，直到「范奇 勳爵和濮蘭德兩人都強烈地建議他將它公開發表」。
而此時他卻說，打從一開始，他就「深信它是很有價值的」，而且「一旦察覺到對於我的這個發現瀰漫著一種神 秘的緘默」之後，便將此事告知了軍方及使館裡的要員，其中包括了當時的英國公使恩尼斯‧莎陶爵士。很遺憾地，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時，並沒有提到這些事 情，當時莎陶爵士還活著，他可以為在拜克斯所說的這番話來作證，但到了西元一九三七年，（對拜克斯而言）他 已經很適時地過世了。在莎陶任職於北京的這段期間裡，並沒有任何證據跡象顯示他看過這本日記，否則根據拜克斯這個最新版本的說法，莎陶會立即辨識出這本日 記的重要性。
同在寫給莫瑞森的那封信裡，拜克斯還承認自己對於辨識日記裡書寫記載所用的「草書」字體，在閱讀上確實是有困難，需要別人來為他做轉錄抄寫的 工作。而此時他卻宣稱，當時才初到中國的他，已有充分的能力來閱讀草書字體，並且事實上是他自己獨力讀完整本日記的。這些都是對他相當不利的矛盾點，在在 顯示出拜克斯對自身所經歷過及做過的事，分別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和西元一九三七年做出了兩個「版本不能協調一致」的說法。每個版本裡的描述都很詳盡而鉅細靡 遺；一個挑剔的讀者不難發覺，那些他在西元一九三七年所加入的細部情節，只有當這些被提及的人事物都已永遠無法再對其來做求證的時候，它們才會被加以引用 並帶入他所陳述的故事裡。
然而，當濮蘭德讀到拜克斯哀怨的信函時，讓他所感到憂煩的，並不是在細節上的這些矛盾之處。真正讓他感到震驚訝異的是，拜克斯竟然不尋常地供認他已將原稿 脫手售出並且再也拿不回來，還有，拿不合常理的貧困來做為需要將它賣掉的理由。在失望喪氣之餘，濮蘭德寫了封信給人在北京的昂瑞‧維齊，私下向他探聽有關 拜克斯的經濟狀況，他是否真得是那麼地窮困潦倒？窮到不得不把那麼重要的文稿給賣掉？
同時濮蘭德也寫了封信給繼任了莫瑞森和他自己，正在北京擔任泰晤士報通訊記者的大衛‧佛雷茲（David Fraser），他問道，「關於我的那位朋友拜克斯，真實情況到底是如何？他是否精神恍惚？幾週前，他寫信告訴我，他貧窮的狀況已經到達了需要變賣他所穿的衣服，甚至是襯衫，以及他持有的卷稿（包括那知名的景善日記原稿中還沒有公開發表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地步，他還認真地考慮要到大街上去乞食....
他是真的窮困潦倒至此，還僅是追隨他父親的腳步，成了一個吝嗇的守財奴？我曾寫信強烈地建議他不 要興訟，並應該要公開發表一本有品味的書來闡述他是如何找到那本日記的那番經過，以及他的作品同這本日記的關連性。我自身對這本日記的真偽並沒有任何的成 見，但仍不禁覺得樂威頌這次做得太過火了，畢竟可敬的杜文達，那麼優秀的一個學者，早已宣稱過它是真實的。」
只可惜呢，此時連杜文達都已不再是那麼地確定了。三週之後，他寫信給濮蘭德，為自己即將發表評斷來向他預警，在這封信裡的關鍵字眼是，「我不得不改變我的看法」。
濮蘭德依舊試圖著要多爭取點時間，他請求杜文達給拜克斯一個機會，讓他來為自己辯駁。他寫信給拜克斯，也寫信給昂瑞‧維齊，懇求他去激勵拜克斯採取正確的 行動。杜文達回覆濮蘭德說，他會親自寫封信給拜克斯，但不會永無止境地等待著他的答覆。
「依我的見解，我已握有如數學般嚴密的證明。如果我是一個法官，我 會毫不猶豫地依此證據來對任何人判以絞刑。」但是他承認自己無法探究出拜克斯何以要造假的動機：「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我只能把這種行為歸咎於是，一種 喜歡沈溺於神秘之中的病態心理狀態....」但是罪行本身的證據確鑿，所以刑罰還是照樣要被執行的。
可悲的拜克斯，杜文達為他嘆息著，當他手裡一邊溫柔地 玩弄著他的套索，一邊仔細檢查著他的絞刑台上的踏板是否運作滑順的同時，杜文達的內心為拜克斯深深感到遺憾。「擁有那麼好的天分（卻做這種事），他一定是過著一種悲慘的日子。」
一種悲慘的日子？那可不是當昂瑞‧維齊依照濮蘭德的囑託，前往拜克斯的住處去討論此事時眼裡所看到的情景。維齊帶著濮蘭德所寫給他的信，來到了位於這城市 的西區，自從張何差被謀殺後拜克斯就搬進去住的那棟房子，在那裡他看見，如同他寫信告訴濮蘭德的，「充滿生命力和舊時過往的回憶，同時依舊仍是風采迷人的 一位老紳士」，維齊還說，「我相信艾德蒙爵士在北京是以憂鬱的壞脾氣而聞名，但是這種傳聞是經不起片刻的驗證的....他住在一棟有著庭院而且十分寬廣的 房子裡，顯然過得相當舒適安逸。」拜克斯輕而易舉地就說服了維齊，說他自己是被人所毀謗陷害的：維齊回報說，「艾德蒙爵士告訴我，是莫瑞森開始散播這個有 關造假的謠言的。」
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維齊先生對於他當初造訪這位表面上看似貧窮的北京隱士的那個回憶，仍依舊是歷歷在目徐徐如生：他寫道，「艾德蒙爵士在位於北京市西區，他所佔居的那棟宅院裡接見了我，他是位體型高瘦風采翩翩的人，蓄留著像托爾斯泰（Tolstoy）般的長鬚，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Yasnaya Polyana，托爾斯泰的莊園，北距莫斯科160公里）拜訪過他（他這樣告訴我）。」
我們將還會聽到更多有關拜訪托爾斯泰的事。維齊繼續寫道，「在他手裡，正握著個玻璃杯裡面裝承著威士忌，那是醫生為了提升他的血壓所開的處方....」總 而言之，維齊發現拜克斯是位和藹可親的老紳士，與自己的個性相近並且氣味相投，正享受著某種生活的悠閒自在，絕對看不出來有任何「窮困」、「拮据」或是三餐不繼的跡象。
如果維齊欣賞拜克斯，那麼拜克斯同樣地也喜歡這個維齊，在他一封回給濮蘭德的信裡，他開心地談到他的這位訪客：「我發現他是一位有魅力而四海為家的人，能 看到這樣一位有熱誠又有教養的年輕人真是一件樂事....」至於關於日記那個無趣的老問題，除了他曾給過濮蘭德的那個記述之外，他已無話可說，「最後一 次，我只能這樣說─就算是到我臨終只剩最後一口氣，我還是只會說─『事情的真相就是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而日記原稿被找到的經過就如同我曾寫過的那樣。我 的整個敘述是個冰冷堅硬如鐵的事實陳述』。」
濮蘭德並沒有被拜克斯所做的這番「嚴肅地宣示著誠信」的鄭重宣言所打動，他寫信給維齊說，「私底下而言，我可以說拜克斯是惡名昭彰地不誠實，近來我也認為 他的心智精神有些錯亂，因為，在前一封信裡，他才說他是如此地貧困，不得不將他禦寒的衣物全拿去變賣，還認真地考慮要上大街去乞食，而在接下來的一封信 裡，他卻又建議要花費五百英鎊來對樂威頌提起毀謗的訴訟官司。算了，還是就讓這一切都成為過去吧。」
所有試圖爭取時間來讓拜克斯來回應杜文達的文章所做的努力終究都歸於失敗，因為就如同他曾對待樂威頌的文章那般，拜克斯在杜文達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前或是之 後，根本就從來沒打算要做出回應。濮蘭德還特別曾以樂威頌所提出的一個觀點來逼迫他：「坦白說，我也覺得這很難想像的，王文韶所寫的日記裡的片段文句如何 會跑到景善的日記裡？這個事實似乎是無可否認的，我期待你能對這個奇特的現象做出個合理的解釋，因為此事對我而言也有著同樣切身的利害關係，而非全然只是 出自於想將心中這份焦慮除去。」
這個奇特的現象並沒有被給予任何的解釋─至少至此時尚未有任何的解釋。濮蘭德對於無法與他這位老伙伴，唯一可能幫他維護自身聲譽的捍衛者，取得聯繫而深感 挫折。唯一曾被郵局送到他手裡的信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卻是一封因郵資不足而蓋著「收件人拒收」戳章的信件，其他濮蘭德所寄出的信件，都是石沈 大海毫無回音。
而濮蘭德唯一所能依靠的私人特使維齊，早就已受到受到拜克斯的誘惑倒戈了。至於杜文達親自寫給拜克斯的那封信，正如同樂威頌曾寫給他的那 般，被拜克斯彬彬有禮地覆以感謝指教，但對其質疑的內文同樣地也是隻字不提。如果拜克斯曾寫信給濮蘭德，那只是為了向他悲訴自己的貧窮與疾病，拜克斯裝作 從沒有收到濮蘭德的來信，不然就是稱病不起。濮蘭德在寫信給維齊寫道，「他的疾病只是一般的外交辭令罷了，如同你所說的，在現實生活裡，其實他是個充滿活 力又開心歡愉的老紳士」。
在拜克斯接下來的那封信裡，他又恢復到那述說自己悲慘遭遇的老調，他寫道，在過去的三個半週裡，他患了肺炎病臥在床，「如果我康復痊癒了，我將投入全部阿 心力來回覆杜文達教授的質疑，我多年長期以來所遭遇的貧困和艱辛，嚴重地影響到我的身體狀況，讓我從來就不是很強健的。」
一個月之後，他還是病得很重（他說的）；但是幸虧得到使館醫生雅斯普藍（Aspland）醫師的照料，「不然在此之前，我已是黃泉路上的外籍居民（a denizen of the Yellow Springs）」。 然而，他的身體卻好到還有力氣來撰寫訴狀，向法律顧問提出諮詢，指示律師們去辦事，他宣稱，他受夠了這場迫害，他終其一生都受到別人的迫害。
在年輕荒唐的歲月裡，他是非常地奢侈浪費，沒錯─曾向倫敦冷酷的高利貸者以六十分的利息借貸了五千英鎊，曾欠下四萬兩千英鎊的「詐欺賭債」，這些都是事實。在牛津大學 就讀期間，他曾「長期患有精神衰弱的病症」，這也是事實。但是其餘關於他的所有指控則純粹是毀謗，他甚至被中傷說成是「同性戀，這是一個最大的謊言....
我當年因仰慕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的盛名以及愛慕他的才智而結識他，但是我對他個人那反常的癖好真的是一無所知。我認識他，此外也還認識畢爾 彭（Max Beerbohm，英國作家）、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十九世紀末英國著名插畫藝術家）、賀蘭（H.Harland）、 勒加林（Le Gallienne，英國評論家、詩人）、強森（Lionel Johnson，英國詩人）、高斯（Edmund Gosse，文學史家）以及詹姆斯（Henry James，美國小說家）等人，他們都是同在那個時期裡的人物，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就是他們的『思想學校』裡的一員！我沒有理由去害怕任何事情被人挖掘出來而曝光。」
過沒多久，他又老調重彈，他宣稱，這一切的毀謗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源頭，「我怪罪莫瑞森，那個頑固的同性戀（improbus cinaedus，拉丁文，同等英文self-willed homosexual man）和無恥的老玻璃（pathicus devergonde，法文，同等英文shameless catamite）， 他要為這些虛假到無法形容的故事來負責。我從他所告訴我的一些特定事情裡，那些被我憤怒地斷然拒絕的事情裡，得知他在道德上是個怎樣的人，更別提他在競賽場上的那些故事…以及他像是在卡布里島上的羅馬皇帝提比留斯那般蕩墮落的那些例證....」
至於王文韶的日記，那份日記毫無疑問地，是依據真實的景 善日記內容抄襲竄改而來的，「因為王文韶曾告訴過我，他是不會發表任何公開著作的，當年他在向我商借景善的日記之時，說只是為了要拿來比對日期之用。」也 就是說，王文韶從拜克斯那裡借了景善的日記，然後把內容複製到自己日記的章節裡，所以樂威頌才會能指出兩者內文中的相同之處。
在此同時，杜文達婉拒了繼續再如此等待下去，而將他的文章發表出來了。他的這篇文章裡透露著一股怪異的怒氣，似乎他依舊不能原諒樂威頌，一個業餘的文人竟 然粗魯無禮地搶在自己之前發表言論，讓連他有尊嚴地撤退的時間都沒有，而使得他早先寫過的文章顯得是愚蠢無比。這位自傲的荷蘭學者是打算要修正自己的看 法，但可不是被人家來修正。因此他開始攻擊樂威頌的論點，說對方的論述不過都是在重覆自己觀點罷了，所以不可能導引出他原先所沒有達成的結論。
然後在撇開 這位無禮的對手之後，他繼續藉由不同的論述，最後達成同樂威頌一模一樣的結論。他毫不把樂威頌這樣一位業餘對手的競爭放在眼裡，透過精細的哲學式論證，他 做成結論說，景善的日記，就其現存的形式而言，「不可能是真實的」，而是一件技藝高超的文學偽造品。他暗示說，或許確實有一本真是由景善所寫的日記存在 著，被拜克斯在他的書房裡所發現，而這本真的日記其中有些部分被融合混進了現有的這本偽造的日記裡：「然而，它們是被如此精心巧妙地安置於其中，所以要將 它們從現有的內文中分離出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杜文達的這番論述，試圖指出拜克斯發現了一本真的景善日記，然後將它混合轉化成一本仿偽品，這種說法，對我而言，並沒有讓我深有同感。他的這個說法，似乎 是源自於一種想讓已被證明為是偽造的日記，和拜克斯自己所說過發現日記的那個過程，這二者間的關連達成某種妥協的一致性的想法，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接受這樣 的想法，我不得而知。如果拜克斯偽造了這本日記，或者甚至是將真的轉化為偽造的，那他當然有充分的能力來編造出發現它的經過。的確是如此，如果他造假了這 本日記，當然他也不得不編造出它的來源出處，用以解釋自己為何會擁有它。
在杜文達的文章發表之後，拜克斯振作起自己來，他決定向杜維達及樂威頌兩人提出毀謗的訴訟官司，他在天津的律師伯西‧肯特（Percy Kent）試 圖使濮蘭德加入拜克斯的陣營成為盟友，他寫信給濮蘭德說，他的客戶之良好信譽是不容置疑的，任何認識艾德蒙爵士並且「頭腦清楚」的人，都不可能會去懷疑他 的誠信，艾德蒙爵士也可能親自前往倫敦上法庭去提告。濮蘭德願意合作嗎？他可不願意。這一次，他才是真的受夠了「這個反覆無常沒有定見的傢伙」。
濮蘭德同拜克斯之間最後的聯繫都是經由昂瑞‧維齊往來傳達的，而不是直接進行的。維齊所將發行的新版「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時正要付莘，大家都同意對於此書中，景善日記所引發並於剎時變得如此尖銳的那些爭議點，在這版的書裡應該要提出相關說明。此時已轉向支持拜克斯的維齊，派遣了「北京年代記」的編輯萊 奇（William Sheldon Ridge）去 會見拜克斯， 萊奇便以拜克斯所陳述的故事做為他在編寫「腳註」時的開端，並對此主題寫了篇「註記」加入這一新版的書裡。這註記曾給濮蘭德審閱過並「編輯」過，因為如果 不這樣做的話，濮蘭德就不願參與這次的再版。
在這篇註記裡，奇特的訴求成為了它的特點：那就是，這篇註記的重點是在於提出假設，那本日記是真實的可能性有 多大，而不是依證據所顯示，那本日記是偽造的。這版加入了這篇註記的書，於西元一九三九年在北京發行，而給予了樂威頌發表第二篇專文以及拜克斯威脅對他第 二次提出告訴的機會。樂威頌在第二篇的文章裡，詳盡地指出日記的內容文句是由哪些不同的來源所拼湊組合而成的，確實對這本日記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此時二次 世界大戰的戰火已蔓延至遠東地區，於是關於景善日記真偽的這個爭論，也就因而暫時地偃兵息武而被擱置了下來。
樂威頌和杜文達兩人的論點說服了許多的學者，大英博物館的萊諾‧吉爾就是被他們所說服的─他當然熟知拜克斯致贈給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些偽造的卷軸 之事，所以他並不反對他們兩位所做的這些指控。吉爾曾安慰濮蘭德說，他所放置於博物館裡的那份日記原稿，是「現代文學偽造品當中，大師級的頂尖作品，非常值得保存」。
濮蘭德自身的信心也因而隨之動搖了，但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年裡，他還是依舊為景善日記的真實性及那位被他稱之為「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的 合夥人的誠信在做辯護；但是當需要為此來做文章發表時，他又猶豫了。而維齊相信對此主題的爭論將永遠會是件懸案（sub judice，拉丁文，同等英文under judgment），至今他仍相信那本日記是真實的。
在此同時，中國的學者也加入了這場辯論，大致上，他們都同意樂威頌和杜文德兩人所說的論點，認為景善日記是件贗品。中國學者金梁，他是官方版的清史編修者 之一，原本因景善日記的盛名，他曾打算將景善的傳記包納放進編修中的清史裡；但是後來─在西元一九二零年代─當他更仔細地讀閱過該日記後，在其中發現了許 多「錯誤和矛盾之處」，才放棄了這個計畫。
中國學者房兆楹在西元一九三八年曾為文清楚地指出，在該日記裡有許多所謂是榮祿的談話，事實上是由其他公開發行 的回憶錄裡所節錄的。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程明洲，則是找到一些理由能來懷疑，除了景善日記，還有許多拜克斯提供的文件都是偽造的。然而，於西元一九五一年， 在有關義和團之亂的文件匯集「義和團資料叢刊」裡，卻將此日記視為完全是真實的，並將它加以採用引述。
維多．普西爾在，發行於西元一九六三年，他所著作的「義和團起義」一書裡，針對有關景善日記的爭辯，附上了一份的特別附錄，他在審視過西方以及中國雙方對 此議題的相關證據後，他做成了結論，這份日記是由不知名的人士所偽造的贗品。現在大部分的學者也都視它為贗品；但是偽造它的動機及其當時的時空背景情況卻 依舊是個謎，而這場真偽的爭論也從來沒有正式地被宣告結束過。或許，僅憑藉著截至目前所能使用的書面文字證據來做論斷的話，這場爭論是永遠無法被終結的。
而我相信，此時是可以將它來做個了斷的，因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有利的地位，能對之前從來沒有被檢驗過的一項因素來做衡量：拜克斯的性格。到目前為止，大家 都認為凡是對有關景善日記所成的結論，皆須考慮到拜克斯所陳述的發現經過─這項證據，換句話說，無論這日記是真或是偽，都認定它就如同拜克斯自己所說的， 是於西元一九零零年八月十八日，在八國聯軍佔據了北京城之後，由他在景善的書房裡所發現的。這個陳述被房兆楹說成是已知數，而杜文達和樂威頌兩人也從未對 這點表示過異議。當然，當他們行筆為文時，拜克斯仍活在世間，但是甚至當普西爾在撰寫關於這個主題的附錄時，拜克斯早已駕鶴西歸，再也不會提出告訴了，但是他還是接受了拜克斯那個版本的說法。
的確，在普西爾的附註裡，拜克斯所寫的「腳註」是首度被刊登來─那是他對自己發現日記的過程所做過的，最後一次也是 最詳盡的一次敘述─普西爾非常明白地指出，這份腳註雖然對解開日記真偽之謎沒有幫助，但是「讓拜克斯爵士在這事件裡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清楚，也讓我們瞭解到 一些珍貴的事實」。我卻相信根本沒有這回事─事實上，這腳註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為混淆不清。對於這個件事，真正的智慧是起始於瞭解到，無論拜克斯將發現日記 的過程描述得如何詳細，但這其中根本沒有「珍貴的事實」，而完全是一個虛構、一個幻想罷了。一旦我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可能性，那麼問題自然就會變得有解。
房兆楹和普西爾兩人都曾試圖透過，這本偽造的日記與政治目的有著關連，因而被巧妙地安排放置在「細心注意的外國人會發現它」的景善書房裡，經由這樣的一個 假設，來讓這本假日記內部所顯現的證據與由拜克斯所提供詳述的證據之間，產生一種協調一致的關連性。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本日記，就如同他們認為的，完全是件偽造的贗品，那麼拜克斯的故事就無法成立:景善才剛剛死去三天，一本才剛寫完最後一則紀錄的偽造日記，就能在真實的景善書房裡被發現，這個說 法根本是難以想像的。在那動盪不安的三天裡，當朝廷眾人正忙著撤退逃離，而整個北京城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到底誰能有辦法或者是會刻意去偽造一本文學的加工品？
或是將如此珍貴的一本學術性的仿偽成果放在一個，當然或許會被一個識貨的英國漢學家看到並能辨認出來，但更有可能會被「一群錫克教徒士兵」所焚燬的地 方？如果這本日記真的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偽造的，那比起將它置於一棟即將被縱火燒焚的房間裡，期盼著有一位不凡的外國學者適時會出現並在「千鈞一髮」的 時刻將它從火裡給搶救出來，是遠遠還有更好的其方式可以確保將它交到西方人士的手中，讓西方的官員來讀閱它的。
一旦我們都同意這本由拜克斯展示出來的日記是本贗品，那麼我們別無選擇地只能將他發現它的過程視為是虛構幻想的；如果一個人於對他是如何得到一份造假的文 件，提供了一個完全是虛構的過程，並堅稱真相就是如此的話，那麼認定此人自身沒有能力來偽造出這本日記的這個假設，便顯得毫無明辨是非的理性可言。相反 地，任何一個偽造出一份文件的人，必須也要為它提供一個能讓人認為這份文件是真實無疑的出處交代；而這個不可或缺的出處交代必定也是虛假捏造的。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部分偽造的可能性，就如同杜文達似乎是如此地暗示，拜克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在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個情況下，發現了一本真的日記，然 後把它竄改變造成假的日記。但如果真是這樣，正如杜文達所認為的，整本也都是竄改變造的。這樣一個沒必要的假定，事實上並不能幫拜克斯免除去受到任何的指 控，這本他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所展示出來的日記依舊是件贗品，並且是由他自己所偽造的，而他於西元一九零零年在景善的屋裡發現本日記的這個故事依舊是個虛構 的幻想，一個他所做的白日夢。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的故事裡的任何部分呢？完全不理會拜克斯的「證據」，從一個更實在的基礎上，開始來做我們自己的推 斷，這才是個較合理的作法。
假設就如同已經是相當確定的那樣，這本日記是件贗品，我們自然會問，那到底是誰偽造了它？目的又何在？這日記不必定然是拜克斯所偽造的：有可能是在西元一 九零零年八月至西元一九零九年之間的任何一個時間點，當然不是在如同他所敘述的情況下，有人將已造假完成的日記交給了他。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假定它 是為了某種特殊目的而被偽造出來的，為瞭解此日記的特殊目而研究過它的人都同意，它有可能是為了榮祿的政治利益而寫的。
依據認識他的中國官員所言，榮祿是個野心勃勃又自私自利的政客，十分聰明但是「危險、不可靠而貪婪」，他支持對外國人所發動的的那些攻擊，但事後卻試圖將責任轉嫁給他人，並裝成自始至終都 支持著外國強權的，在宮廷裡也曾徒勞無功地力抗那些反對改革支持義和團的保守勢力。雖然很難相信榮祿會或者能差遣下人偽造出這樣的一本日記，讓拜克斯在他 自己所陳述的狀況下來發現它，但是當榮祿撤逃到西安後才這樣做，卻或是不無可能。
當時的皇太后正藉由竄改歷史試圖來逢迎討好外國勢力，那榮祿為何不可也有 樣學樣依樣畫葫蘆呢？那本假日記也有可能在當時被輾轉交給了拜克斯，希望藉由他的手，將它交給更高層次的外國權力當局，這情況有可能是發生在西元一九零一 年或是剛過沒多久。因為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四月當榮祿逝世之後，此舉就失去其意義了。如果情況果真是如此，那我們不得不假設拜克斯在拿它後，在好幾年裡絲毫 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而使得當初製作這本日的原意盡失，然後自己再創造出一個巧妙的故事來讓這日記具有可信度並將自身安插進這故事的當中。
然而，這樣一個並不能幫拜克斯維護信譽的推論（因為這推論還是讓他為了要對一個造假的文件來提供不實的憑據時所做的偽證及空想而致有罪）， 僅純粹是臆測，沒有任何證據及可能性的機率能做為支持。再說，如果是榮祿想要改變自己在西方人士眼中的形象，那還有更簡單更可靠的方法來做這樣的修正。這 本日記顯而易見地是位學者的作品，而非出於一個宣傳匠的手筆。它是件模仿之作，巧妙地由眾多繁複的中文資料來源當中取材，再以歐洲文學作品之臨摹手法所構 築而成，其中再融合覆以一層淡淡的當代歐洲的中國風格色彩。
這樣的一件模仿品，表明了是出自於一個歐洲人之手，而不是中國人，所有的跡象徵兆在在都指向拜 克斯本人，他自己才是創作了這部日記的藝術家。
到目前為止，學者們找遍了各種理由解釋，卻獨獨讓拜克斯置身事外仍是個無辜之身。他們認為─就如同濮蘭德所想的─不可能有任何歐洲人會有能耐可以創作出這 麼精湛巧妙的偽造品。他們也曾試問，有什麼可理解的動機能驅使拜克斯去這樣做，來替榮祿的過去說好話？他們曾這般設想過，在這裡也依舊是這樣地認為，他一 定是某些「能幹而無法無天的中國人」手底下的一個受害者。
他們一直不願意去假定有一個傑出的英國漢學家，一個有教養而風采迷人的爵士，有可能就是這件贗品 的作者。此外，他對自己發現這本日記的經過，所做的那番敘述是如此地明確、如此地連貫、如此地詳盡，所以不能將這敘述的不實，說成僅是因為記錯了或是因為 記憶的混淆：這敘述如果不是全然的真實，就必定是全然的虛假，若不是一個「珍貴的事實」紀錄，就必是一層謊話連篇奸詐無恥的薄紗。
無論是在他有生之年認識 他的人，或是在他逝世後讀閱到有關他的記載的人，沒有任何人願意將他視為是如此誇張的一個說謊者。學者們、政府官員們、報章記者們、出版商們、律師們、外 交人員們以及企業家們─在起先，都為他所矇騙了，而有部分的人還持續被騙到最後，他們都同意天津的律師肯特先生所說的看法，認為任何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去 懷疑拜克斯完整無瑕的誠信，那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而對我們這些人而言，在已經看過他以偽造的卷軸來哄騙圖書館，以造假的契約來哄騙公司企業，以贗品「古 董」來哄騙個人，還偽造過介紹函、捏造出與高層官員會晤面談的報告、虛構的軍火、虛構的艦隊、虛構的個人藏書以及虛構的珍珠，這一切都曾透過他那精心巧思 鉅細靡遺又帶著自我膨脹的虛無幻想，做出過闡明和詮釋─那支沿著揚子江偷偷潛行南下的船隊，裝滿了珍貴藏書由馬拖行著緩慢地穿越過盜匪橫行的省分的車隊， 漆黑夜半在宮廷禁地的那場武裝盜寶，一次次和高官達人的秘密會晤─我們對他的看法自然可能就會不太一樣了。對於一本藉由發生在被宣稱為是作者本人的淒涼家 裡的一場虛幻的情景，來做為發現過程的解釋的偽造日記，我們當然是無須對它感到困惑的。
如此的一件偽造工作或許是需要獨特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技巧，但是拜克斯顯然擁有這樣的技藝，而這說法應可成立於深不可測而難以理解的動機之前，我們必須探究才能揣摩推斷這些動機，不然就要將其擱置著不管。但無論這些動機究竟為何，這個事實是幾乎不容置疑的。
有一個人，獨獨這個人，打從開始就看清了這個真相：那就是莫瑞森醫師。莫瑞森顯然無法證明拜克斯偽造了這本日記，但是他知道事就實是如此。他是怎麼知道 的？我們只能猜測，但是我們能以有幾分精準的可能性來做臆測。在西元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八年期間，莫瑞森和拜克斯之間的關係非凡，他是拜克斯的庇護人，顯然他曾陪伴拜克斯去過景善的房舍，當然也涉入了逮捕景善的兒子。而莫瑞森的前房東曾替拜克斯做抄寫的工作，他們兩人當時都未婚，所以必定是常常膩在一起。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莫瑞森對拜克斯做了番評量，也因而發覺了他過去的一些事情。莫瑞森發現拜克斯並不認識任何他自己所宣稱與之很熟的達官貴人，所以認定莫 瑞森也發現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這樣的一個認定並不突兀：從一些細微的證據，從看到但沒提起的事情，從日常的閒聊與問答之間，從與樸役間的對話裡，諸如此 類，他知道拜克斯背地裡在做些什麼，他知道拜克斯並沒有在景善的房裡發現一本日記，他知道拜克斯正在製作一本日記並相信是要將它說成是景善的。他無法證實此事，所以也沒打算就這件事情來做爭辯，但他就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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