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遁世者 The Recluse
在西元一九三三年一月，當拜克斯試圖著以他最新發現的李蓮英回憶錄來勾起他的那位老合夥人的興趣之時，他曾不經意地提到，「你自身的回憶錄將會是很有趣 的」。當時，濮蘭德已經七十歲了；在接下來十年裡的某個時間點，他以「七十歲以上的老者應有的超脫而公正眼光」，開始撰寫他自己的回憶錄，可惜它從沒有被 完成：這部手稿包括了他待在中國的那些歲月，但是直到停筆為止，都沒提及他和拜克斯合作過的事情。
的確，拜克斯這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這份手稿裡，或許濮蘭 德正是因為覺得難以對此主題著墨下筆，因而才會停止寫下去的。他可以很公正客觀地去描寫莫瑞森這個人，自己公司裡那個「古怪的天才」，做為一個同事，能離 開他那是一種解脫，追溯回想起來，莫瑞森的性格無疑有種清晰而明確的模式，但是對於那個反復無常的拜克斯，要如何描述才能讓他有個真實而連貫一致的呈現 呢？甚至直到老年，他依舊仍是那麼地不可信賴依靠。環繞在景善日記四周的那份不確定性，讓濮蘭德很難自信滿滿地下筆來述說有關他們曾經有過的合作關係，甚 至是任何有拜克斯牽扯在其中的事情。似乎當濮蘭德提筆行文寫到他們合作著書的這段過往時，內心感到沮喪並失去信心，因而將手中的筆停擱了下來，難以繼續撰 寫下去。
然而，當濮蘭德在寫到回憶錄其中的一段章節時，此時他心中很顯然地是想起了拜克斯。在他記述自己學習中文的情況時，談到自己曾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專心致力於 苦讀中文，之後就已能口操流利的口語中文，並熟悉些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書寫之用的字彙。此後，在活躍繁忙的生活裡，每有空暇閒餘，他依舊是繼續研習不斷，但 在不久之後，便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對於中國文學，無論是古典或是現代的，一般的人既使投注大量的精神力氣去鑽研，似乎都是徒勞無功的」。
他會得到這樣的 結論，他說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自己在痛苦費力地研讀過兩部中國古典小說後，卻因無法吸收理解而引起心智的急遽消化不良所致，「而另一部份原因則是，我 觀察到那些竭盡心力沈浸於研習中文的歐洲人，他們在精神心理狀態上，會逐漸呈現出一種東方的色彩，最終，在生活觀點上、思考習慣上以及行為標準上，變得都 同歐洲西方人漸行漸遠」。這段敘述不需要任何的評註加以解釋，很顯然這正是濮蘭德對拜克斯曾說過的，他已經在地化，常身穿中國服飾，藉此享受著一種「愉悅 的自由」，可以「如同在地人到處遊走」，對他所曾說的這番話所做出的一個正式回應。
在西元一九二一年，很明顯地，拜克斯已徹底地改變了自己生活的外貌，那是他一生裡重要轉折的一年。直到這之前，他曾到處去旅行，定期而且幾乎是每年都會回 到英國暫住停留。在那一年，他到妹婿佛萊雷爵士家中作客，他穿著中國長袍在倫敦出現，然後在惱人不快的狀況下從愛丁堡消失。從西元一九二一年之後，他就一 直住在中國不曾間斷：的確，據威德若所言，那是給他生活津貼的一個前提要件，此時他僅是個被放逐流亡的外國居民，因為在經過銀行卷公司及約翰‧布朗公司的 那些事件之後，若說還有任何的公司企業願意藉助他那不凡的長才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既然已是個與自己國家斷絕往來的化外之民，他也樂於讓自己同化融 入中國的社會之中。他幾乎沒有英國籍的朋友，前後兩任的英國國教駐北京主教史考特博士及接任的諾瑞司博士，監護著他並替他管理著生活津貼。
他還患有類似 「妄想症」（malade imaginaire，法文）之類的疾病，需要常常看醫生。從早先的敘述，我們就已得知，他喜歡聘僱私人醫生專門來照料自己一人，然而如同這些私人醫生當中的一人所發覺的，這個行業也是有風險的，有個混血兒的醫生克貝‧格米司（Kirkby Goomes）醫師曾在西元一九一七年五月，被拜克斯一狀告上法庭，拜克斯控告他違反契約，沒有盡心盡力來照顧他的健康。此案由在中國在天津的英國最高法院裡的法官德索馬瑞茲（de Sausmarez）爵士受理並進行審判，最終此案拜克斯獲敗訴。
他也依賴使館裡的醫生，其中最早的是醫官普西瓦‧葉茲，最後一位是雅司普藍（Aspland）醫 師。他還有個有私交的朋友霍普．丹比女士，除了與濮蘭德，對他們合著的那兩本書或是那兩本日記相關的特殊議題或爭議，他會做書信往來，此外，他與英國方面 幾乎沒有任何的聯繫。維齊曾在信裡寫道，「他對那些在英國的家人一點都不在意關心，而他的家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視他為是個敗家子，拜克斯家族中的代罪羔 羊，一個被遣送到中國靠著匯款度日的人。」
他同時變得更加像是個遁世者，雖然過去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他一直都是。在牛津大學就讀時，他就顯露出從現實中脫逃離去的徵兆，他才初到中國不久，就被人說 成是個隱士，而濮蘭德在他們初次的合作裡，也曾尊重他那「隱士的天性」。但是在他早年的生活裡，他的退縮隱遁和人際社交是輪流交替出現的，濮蘭德在西元一 九零九至一一年的日記中，還記載了許多同拜克斯一起參加的社交場合以及餐會，通常還有范奇一起陪同著。拜克斯還經常定期地到英國、蘇格蘭、美洲各地去旅 行，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他那遁世者的傾向便與日俱增。
奧克登（Alwyne Ogden）爵 士於西元一九一三年抵達北京擔任見習翻譯員，他發現拜克斯以全然的遁世者而聞名，但是每當有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是機會將他拉回到社會人群裡時，他永遠表現得 是八面玲瓏，而周遭眾人也都深為他那迷人的個人魅力及風采所取悅。這些特性在他的性格裡從不曾改變消失；但是在西元一九二一年之後，他的遁世生活尤其變得 更為徹底，至少對歐洲人來說是如此。他堅稱─就如同他曾寫信告訴濮蘭德，以及他告訴過丹比女士的─他仍喜歡同前朝的滿清貴族以及宮廷裡的那些皇室成員往 來；但是對此我們無法確定，他和這些滿州顯貴達人的社交往來，或許就如同早先和袁世凱總統以及國務卿徐世昌的面晤一樣，也可能都是虛幻不實的。
有個人也許能為這件事來指點一下迷津，而他對拜克斯的看法尤其是有意思，他就是瑞基納‧強斯頓爵士。在這個故事先前的敘述裡，已經提到他支持有關景善日記 是真實的這樣的一個看法。強斯頓在西元一八九八年，和拜克斯在同一年份，離開了英國抵達中國。他曾擔任此地的行政官員，因而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地理皆有 著詳盡的瞭解。從表面上來看，他似乎會是拜克斯一個中立的盟友：因為他是個學者，是個孔學家，一個厭惡傳教士的人。他同皇室家族以及滿州貴族世家有著非常 密切的聯繫，在西元一九一八年，他被指任為清代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統皇帝，他的歐洲家庭教師，在紫禁城裡一共住了六年；此時這個已經宣告退位的皇室家 族依舊住在他們的宮廷裡，保有著頭銜、特權和儀式，直到在西元一九二四年所發生的一場政變裡，地方軍閥才將皇宮沒收並將他們逐出宮廷。
強斯頓經由他那些皇室的友人，以及他自身所經歷的見聞，他一定知道許多珍貴的宮廷歷史。我們想問的是，對於拜克斯這位同樣就活在同個時期的人，一個是個漢學家，同他一樣，也 是滿州宮廷的歷史學家，強斯頓究竟對他有多少的瞭解？如果拜克斯真的和皇室家族以及滿州貴族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那他必然同強斯頓也很是熟才對。
很遺憾的，這兩位傑出的學者之間似乎一點都不搭調，強斯頓曾在西元一九三四年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對兩人之間的關係做了些描述，當時強斯頓剛出版了他的新書「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而他告訴濮蘭德說自己十分確定，拜克斯因為某些「私人的理由」，是絕不會對這本書說任何一句好話的，他還說，「我有我的理由不喜歡這個人，在當我仍受雇於 皇室的期間裡，我從不去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曾見過他兩次，也同他吃過一次飯，但是我從沒想要同他深入交往，事實上也的確沒這樣做，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對 我的作法怨憤不已。」
強斯頓對拜克斯所持的厭惡反感從何而來，我們不得而知。在西元一九一四年春天，在他們約定面晤及吃飯時，強斯頓所寫的信函當中的語氣 即顯露出雙方彼此間的冷漠。除此之外，我們無法多做說明，因為強斯頓這位謹慎小心的蘇格蘭人，在自己於西元一九三八年逝世之前，他沒忘記將自身所有的私人 文全給悉數銷毀，隻字不留。
如果每天生活周旋在滿州貴族之間的強斯頓沒有看過拜克斯，那麼那些住在使館區的那些西方人士就更不可能會看到他了。他住在這韃靼人城市裡，在離紫禁城遙遠 的一邊，遠離著那些西方人士。從西元一九一二年起，他便在石駙馬大街十九號的宅第裡與張何差同住，從西元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在張何差遭到謀害喪命之後，他 便住進在位在城市西區羊肉胡同二十八號那棟寬廣的大宅院裡，也就是維齊發現他借住得很舒服的地方。他住在那裡面不同任何人往來，並且刻意迴避他自己族群同 胞的社交圈。
據說當他外出時，他會派遣他的中國男僕走在前頭，以便在看到外國人出現時先向他示警。如果當他偶而到舊城牆上散步，遇上一個西方人時，他也會 立即掉頭轉身離去。而當他乘坐黃包車經過西方人士身旁時，他會拿出條手帕來遮蓋住自己的臉部。他尤其忌諱與西方官員相遇，他裝作鄙視外交使節團並經常拒絕 他們對自己所提出前往參加宗教儀式的邀請。然而，如果當西方人士偶有機會進入他的宅內時，沒有例外地他們會發現他總是那麼地溫和友善並且依舊是一絲不苟地 彬彬有禮。
如我們已知道的，那個在英國時曾對他做過強烈批評的威德若，當他回到北京後發現自己依舊是愛慕拜克斯的風采。我們看過在西元一九六年曾拜訪過他 的穌席爾，最終也被他所說服。我們還看過在西元一九三七年，昂瑞‧維齊是如何高興地能認識他。偶而那些有著正當理由並經獲得他的允准而得以進入宅內的訪客 們，對於他也都會有著類似同樣的感受。
在上述這些訪客們裡，有位叫翰佛烈‧普力度卜恩（Humphrey Prideaux-Brune）爵 士，他在西元一九二零年代任職於中文秘書處，這是使館裡的一個部門，專責監督那些為使館事務需要而招募之新進人員的中文學習狀況。在個偶然的機會，這個部 門決定要為研習中國文學的學生們編撰一本新的中文讀本，在選定了內文後，打算委任拜克斯來幫忙為這書做翻譯工作及編寫註解，拜克斯當然樂意接受諸如此類的 小差事，既可以在他微薄的生活津貼外增加些收入，又可以讓他得到成就感。
同時他也歡迎那些帶著舊時文化氣息的訪客，翰佛烈爵士寫道，「他住在中國友人一間 偌大的宅院裡，過著有如隱士般的生活」─那棟宅院，是他先前所擁有的，而此時為張何差所把持著，「我和內人之前常常去探望他，而他對我們總是那麼地友善而 有禮，我喜歡把去探訪他當成是官方生活之外最大的調劑活動。」翰佛烈爵士因他是「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合著作者之一而對他特別愛慕有加，「一部真正了不 起的作品....」他寫道，「此書和比爾‧羅地所寫的『北京最後的歲月』（Derniers Jours de Pekin，法文）是兩本最能對北京在帝治時期的情景做出寫實描述的書。」
過了些年，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的中期，在翰佛烈爵士曾任職的中文秘書處，有位後輩和另外一位同事，同樣是因想委任拜克斯來做翻譯工作而造訪了他，他們發現 他的家中「處於一種髒亂而昏暗的狀態，正如一般人對一個遁世的古怪學者，所預期會看到的那種情景。然而出人意料之外，他卻誠摯地接待我們並很有效率地承接了些小差事。」
在幾次這樣的面晤裡，拜克斯曾一或兩次地提到「他突然對那個跟了他多年的管家感到畏懼」─那也就是張何差─還有到了後來，他確信自己正受到 某幾個國家的密探的追捕，尤其是中國、日本和俄國，他說這是因為他曾為其他的國家做了某些事情的緣故；他同時暗示，他曾提供一些翻譯過的秘密文件給保加利 亞政府，「著實讓我們嚇了一跳，當下覺得非常怪異而懷疑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整體來說，他讓人覺得他無疑是患有迫害妄想症，「再加上些他原本已有的，如華 特‧米提（美國作家 James Thurber筆下一位有嚴重幻想症的虛構人物）的那種想法，自認為是秘密情報工作運作環扣裡的重要一環。這些已足以讓我們相信他真的是「心智出了問題」，但絕不是個「危險的瘋子」。
另一位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曾見過拜克斯的人就是詹姆斯‧馬尤里邦斯（James Marjoribanks）爵士，他是位年輕的外交官，在西元一九三四年被政府派遣到中國，詹姆斯爵士的父親正是約翰．佛萊雷爵士（拜克斯的妹婿）的表兄，所以當佛萊雷家族得知詹姆斯即將前往北京，便拜託他竭盡所能地去「找尋」那位十三年前從他們家中神秘失蹤的「艾德蒙」的下落。
詹姆斯爵士過沒多久便發覺到，要找到拜克斯的下落最快的辦法就是透過雅司普蘭德（Aspland）醫 師，他從醫師那裡得知他現在受制於他的那位中國樸役，住在一個污穢不潔的環境裡，「然而」，他這樣寫著，「當我前往他在這韃靼人城市裡的住處去探視他時， 我發現那是棟不大但是簡單雅潔的建築物，緊鄰著當時因替日本傀儡政權工作而聲名狼籍的北京市市長的宅第旁邊，穿過隔著兩棟建築物的牆上一個月型拱門便可以 直接通往市長的官邸。
艾德蒙當時身穿中國長袍，頭帶小帽（瓜皮帽）坐在庭院裡，他很親切地迎 接我，雖然非常明顯頗為緊張，對突來的不速之客感到不太習慣，但是他的言談依舊是生動活潑而帶著學者氣息風範：中文和拉丁文的語句表達不斷地穿插於其中， 他是位令人愉悅的談話對象，言語風趣充滿熱情，當初我真該將我們之間的這段對談做成記錄的。我記得從談話間得知，他能住進這間房子，完全是市長所做的安 排，因為市長發現讓他住在自己官邸旁邊，隨時可以讓他來幫自己翻譯文件是非常方便的事，艾德蒙此時能通俄文、日文和中文。
經由這次的談話之後，我們達成了 協議，請他把交由他翻譯的那些文件的部分內文，也送給使館來當做參考。我記得，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俄文的，以紅色墨水來書寫，上頭有個大大像是英文字母S的 簽名。而市長會收到這樣的信函代表著，他不但偽裝成是依順日本人的傀儡，同時他還身兼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直接聽命於莫斯科....」
至少拜克斯是這樣告訴詹姆斯的；但是我們必須記得他在性格上有類似華特‧米提一面，還有他身為一個偽造專家所具有的能力，但這點在當時倒是還沒受他人的懷疑。他自負的性格，從他在當時「名人錄」裡的登錄記載中便可以看出來，在那裡頭，他鄭重地登錄了每項他所謂是「廉價勞工（penny-a-line）的翻譯工作」，有時還把這些零工誇大成是正式的委任工作：英國使館榮的譽翻譯員，而且還是這個、那個某某機構的榮譽顧問，同時他也沒忘記登錄他是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也就是為數六千個會刊訂戶其中的一個─同時也是從男爵常設理事會的會員（一個虛幻的組織的虛幻會員），還是「巴黎國際外交研究院」（Academi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 in Paris）的成員。
但最後被列出的那個組織，只有以國家的名義才能得以加入，以個人的身份是不行的。這項紀錄（還曾被丹比女士在『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裡再次鄭重地列出）應該是不知怎麼地被弄錯了，拜克斯在他的晚年，還將這個名稱縮減簡化得更短，就稱自己是「巴黎研究院的會員」（Member of the Academy,Paris）。
拜克斯同那位日本的傀儡市長之間的密切關係並不會人感到驚訝，因為他同情那些日本的征服者，雖然他或許害怕他們的軍隊而不喜歡看到他們靠自己太近。在西元 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對日本人在滿州取得勝利表示高興，畢竟日本人恢復了此時拜克斯已浪漫地把它同自己劃上等號的滿州帝國。他們將最後一個清代的皇帝，那個 無助又舉無輕重的溥儀扶植為他們新的傀儡國家「滿州國」的「皇帝」，從還是個幼童時，他就被可怕的皇太后所指定，去繼承那位命中注定是皇太后的犧牲品的光 緒皇帝，最終他在被洗腦後，成為了宣揚中國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一個活體宣傳，直至終老。
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的末期，英國使館才對拜克斯有較多的瞭解，在西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了「蘆溝橋事變」，當時日本軍隊在這次事前曾經過申請的演習裡，藉故要進入在蘆溝橋（又稱馬可波羅橋）附 近的宛平縣，在被中國駐守當地的軍隊拒絕後，便向對方開火射擊，造成中方兩百人的死傷。這個事件被正確解讀為，是日本對中國北方所發動的一波新的侵略行動 的開始：沒錯，現在這事件已被確認，正是二次世界大戰在遠東地區的開端。
在北京的各國使館立即提高警覺並邀請自己所有僑居的國民搬遷進使館區內來居住，就 如同當年面臨義和團之亂時所做的那般。而在英國使館裡，人們對拜克斯會如何處理這份邀請正在議論紛紛著，他會如同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時所做的那樣，進使館尋 求安全庇護呢？還是寧願自己一人孤立在這韃靼人的城市裡？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他欣然地接受了這個邀請，當避難的人們到達使館時，有兩位年輕的英國使館官員分別坐在官邸前之大廳下的兩張桌子旁，等者準備要接待他 們。其中一位官員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大約當報到進行到一半時，有位和藹可親的老頭，留著白鬍鬚，走過來以最輕柔宣稱他就是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可真是讓 我們差點從椅子上跌了下來，於是趕忙把他分派給雅司普蘭德醫師，我不記得我們有過任何特別的對話─讓我印象深刻而所能記得的是，他有雙我所見過最漂亮的 手：白晰而修長的手指，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一旦進入了使館，拜克斯不但很快便安頓了下來，並且還「成為一個快活的居民，是這避難者食堂的社交圈裡的成員之一」，這更是讓外交官員們感到非常意外。他 總是表現得彬彬有禮，對此間的婦女們尤其是如此：他似乎的確是喜歡置身於異性團體之中。使館裡的外交官員們在過去只曾聽聞他的盛名，此時對他個性中人性化 的一面，以及對善意提議所做出的立即回應皆深感訝異。
他們也樂於聆聽他對昔日帝國歲月所述說的那些生動回憶，在他們眼裡，他像是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他的 言談，足以讓一所古老大學裡那有嵌板裝潢的資深人員交誼廳蓬篳生輝─而這也正是他長久以來的企圖，當他還一度夢想著牛津大學裡那份中文教授的教職。然而， 當北京恢復了昔日的秩序時，他又再度消失無蹤了，回歸藏匿到他在這韃靼人城市裡的遁世生活裡。
隔年，哈若‧雅克頓（Harold Acton）爵士曾驚鴻一撇地看過拜克斯， 當時雅克頓住在北京，正擔任北京大學的英文講師，他發現拜克斯顯得非常虛弱─「他似乎是深受精神疾病所困而形容枯槁」─但是盛譽的光環依舊是環繞著他， 「他被讚譽為通曉十二種東方語言，甚至包括蒙古語及梵語。他在北京過得全然像是個隱士，身著中國服飾裝扮，由一位他所信任的中國樸役來照料打理他的生活， 甚至連到使館去領取收入款項都是由他來做，因為拜克斯患有恐懼廣場症（agoraphobia，一種畏懼置身或穿越廣場的精神疾病）， 所以從不離開他的住處....」雅克頓爵士還說，「我聽說他英國的家人曾試圖著勸誘他回英國去，但是當他到了火車站時，卻悲痛得大哭並拒絕離開。」
而這段顯示出拜克斯的親人當中，有些人內心的想法做了改變的陳年往事，曾獲得其家人的證實。在此之前，他們為要求他乖乖待在中國而支付他生活津貼；而此時，日本 人已佔據了北京，他們便因而打算將他接回英國去。為了確保他會回去，家人還寄了張從中國到英國的船票給他。事實上，拜克斯也的確是去到了天津，但是在當下 他又心生一念，他將這船票給轉賣掉，拿著這賣掉船票得來的這筆錢，又回到在日本人佔領下的北京，繼續住下過日子。
這時拜克斯已是六十五歲了，住在城市西區的一棟新房舍裡，由雅克頓爵士之前提到的那位的中國役樸陪伴著一起生活，這位僕人應該是來取代已被謀害的張何差 的。此時拜克斯顯然還在忙著丹比女士曾告訴我們的那兩部學術鉅作：他的英漢字典以及清朝歷代皇帝的生活記述。我們對這兩部作品當中的前者早已是耳熟能詳， 這個老早就存在著，但實際上卻是「虛幻」的計畫，在已超過十年之後，所真的存在的，也只是一些難以理解的註記罷了，而對於後者，我們則真的是一無所知，或 許也是虛幻的，就如同那部字典一樣吧。但是有關這個主題的所有疑問，現在都僅是理論上的了，因為在西元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拜克斯在中國的所有手稿文卷，連 同他的藏書及其他物品，通通都遭到了毀滅的命運。
這段故事的歷史情節，雖曾被丹比女士在「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裡所扼要提及，卻依舊是晦澀難懂而含糊不清。似乎當時正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而在中國 的日本當局為了展現與德國盟友的團結一致，而在中國佔領區展開了反英美的宣傳活動，這些活動所帶來的吵鬧喧嘩，其實遠要超過實際上所產生的損害。據所知， 活動過程裡，並沒有暴力或掠奪的情形曾在任何地方發生過。但是拜克斯突然被對此活動所產生的恐懼所籠罩，因而放棄了他自己的住所，隨身僅帶著少許的私人物 品，逃往使館區裡的「前奧國使館」。
此處是前匈奧帝國的舊使館，在義和團事件後被併入外交使館區內，因而享有治外法權直到西元一九一八年。在此後，雖然喪 失了治外法權，同時該建築物也不再是正式的外交人員宅第，但因它仍位處於集體外交管轄權治理之範圍內，故對當時各類型的避難者而言，成了一個非常便利的落 腳處。中國人對此地沒有主權，佔領北京後的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亦不曾干涉過它。因此，正如一位曾駐在中國的前外交官所言，「對任何一個處於像 拜克斯的狀況的人而言，此地就彷彿是個避難所」。
在十月初，那位忠實的出版商昂瑞‧維齊曾到拜克斯的這個新家裡來探望他，維齊向濮蘭德回報了這次的探視： 「前幾天我在使館區裡的前奧國使館裡見到了拜克斯，他說是因為他的僕役變得具有反英情結，所以他不得不逃離在城市西區的住處而搬到那去了。他的健康狀況似 乎很好，同時對於那位擔任海軍將領的弟弟的逝世深感憂傷」─也就是羅傑‧拜克斯爵士，他剛於七月間過世。維齊繼續說，「再過幾天，我將再去探望他，並把三 本贈品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交給他─這是新的北京版本，印刷精美，內有萊奇所寫的註釋，其中對景善日記真實性所做的交代敘述應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對那些對實情有瞭解的歐洲人而言，拜克斯，在沒有收到任何的邀請，也沒有面臨真正的危險的情況下，而再度從自己住處逃離，這似乎顯得是「事有蹊蹺」。我們 可以體諒到一個虛弱而孤獨的老年人，所很容易產生的偏執性恐懼。但是對於他將所有財物完全棄之不顧，而卻絲毫沒有將它們取回的意圖，這點就似乎是無法解釋 而令人難以理解的事了。
後來他不斷反覆地哀嘆著這其中所損失的珠寶、卷稿、傳家寶、紀念品，尤其是他所有的藏書。他的那些手稿是否真如丹比女士所陳述的（也許是他授意這樣寫的）， 是被多疑的日本人所焚燬，還是來拜克斯後來所堅稱的，是被那些「不忠誠的僕役以及不可信賴的友人」所奪略一空的，事情並不清楚，我們只知道拜克斯將它們棄 之不顧，任其接受命運的安排，然後它們從此就消失了。有一次，他承認了這次損失，「絕大都是因他的過失」所造成的。
然而這段離奇的情節裡或許指出了兩點， 首先第一點是，如果將拜克斯的這段經歷，拿來與他整個生涯的來龍去脈去做個結合比對的話，那麼他這段的歷程就不會令人覺得是那麼地奇特。拜克斯一直有突然 改變心意、突然失蹤、突然藉故逃避的傾向，就如同濮蘭德所曾寫過的，「我從來不指望他的到來或離去。」在牛津求學時，他會突然從自己請客的餐桌上消失，離 開牛津後，更是從文件記錄裡消失。在西元一九一二年 ，他突然從倫敦失蹤，在西元一九二一年，曾從愛丁堡失蹤，而他在北京失蹤的情形那就更是屢見不鮮了。而他每次的失蹤。都是出於對某件事情的一種逃避行為： 對某種承諾的逃避、對某種問題的逃避、對某種職務之責任承擔的逃避或是對某種義務的逃避。他逃避過留在牛津大學的債務，而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行 為，就某種意義而言，卻是為了擺脫掉那些他自己所收集而來的藏書和文卷。
他已依序地從每個原本對他而言是有庇護性的，但到頭來卻轉為帶壓迫性的團體組織 裡，將自己從中抽離，此時他又再度地甩掉了他的書卷和文稿。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當他把自己的收藏，包括他對中國革命那段歷史所搜集到的所有資料，全數都捐 贈給牛津大學時，他本是有打算親自去研究它們（他說的 ）；然而事實上，他卻再也沒有接近過 它們：他只是把它們通通丟進伯德雷恩圖書館，然後就如此無卷一身輕地從中解脫了。在西元一九三九年，他甩掉了在接下來二十七年裡，他又再度收集到的那些書 冊和文件，其實也是類似的一種解脫行為。造成他會這樣做的壓力其實是來自於自身心理上的障礙：倒不需要拿外在的危險、具有反英情結的僕役或是日本人來將其合理化。
第二點，那些挑剔的讀者或許會注意到，如果我們相信拜克斯自己更早之前所曾做過的陳述的話，那麼此時的他，應該早就沒有任何的珠寶、手稿文卷、傳家寶等等 諸物可以來構成損失了，因為他不是早在西元一九三二年時就因為當時他的處境貧困潦倒，為了避免流落到街頭去乞食，而將這些東西變賣個精光了嗎？早先的說詞 和現在的講法，這兩者之間必定有一個是虛假不實的，但就如同濮蘭德所說的，「算了，就讓這一切成為過去吧」。
拜克斯在「前奧國使館」裡一待就是兩年，依舊是個遁世者，只不過是換了個隱居的地點罷了。但是隨著西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英、中）對 日戰爭的爆發，他的處境變得益加艱難，在被日本佔領的中國土地上的那些英國教會團體此時應日本要求而關閉，而他的生活津貼也因此跟著沒有著落。身為一個日 本的異國敵人，他是很容易遭到拘禁的，然而他卻因已年邁而免於受到了嚴苛的牢獄之災，同時他也不願被遣送返國，所以日本人就如他所請，允准他繼續留在在北 京生活，住在英國使館區裡一棟建築內的一間單獨房間，由一位中國樸役陪伴著。聽說他處處為這位樸役設想，但是「這位樸役卻常常扮演著主人的角色來回報 他」，似乎是之前張何差的角色翻版：這是拜克斯週而復始的生活中，反覆出現的許多症狀其中之一吧。
在最後看過拜克斯的那些英國臣民們當中，其中有位是他的老朋友丹比女士，當時她正身處於等待被遣返的行列裡，而她在北京的最後那些日子裡，一直都陪伴著 他。他告訴她，如果他能活到這次大戰結束，那他將退隱到西方山陵裡的一所寺廟去度此殘生。他說，「那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那裡的主持方丈是我的老朋友， 他一直以來常邀我前去與他同住。」也許拜克斯所指的就是那位與乾隆皇帝是堂表輩的滿州將軍所曾住過的庇摩奄 （Pi Mo Yen，音譯）那 所僧廟，該將軍曾在那裡退隱並著有「孤鵝雪痕」一書，後來丹尼爾‧瓦瑞也是在那裡開始撰寫那本有關皇太后的傳記，他曾說過是從拜克斯和濮蘭德所合著的書裡 所得到創作該靈感。
丹比女士因拜克斯的這番話，而對自己腦海裡所浮現的那幅「這位教授的餘生」這個畫面感到欣慰：彷彿見到拜克斯沈浸在那所寺廟的寧靜裡沈 思冥想著，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與老方丈之間充滿了富有哲理的對話，讓小和尚們都景仰不已而視他為是個偉大的學者。但她絕對想像不到，眼前這位年邁的超級 老千還有最後一局等著要玩，但她又如何能遇見得到，即使在他接近自己生命的尾聲，他還會又找到一個新朋友，一個庇護者，一個內科醫生，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 紀錄者，同時也是他此生最後、也是最奇特的創作的接生者？這位新朋友，他是繼莫瑞森、濮蘭德、喬丹爵士、巴頓、霍爾、張何差、兩位駐中國的主教及使館醫官 們這一干人等的最後繼承者，他就是瑞恩賀德‧荷普利（Reinhard Hoeppl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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