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捐助人之一 The Benefactor - One

拜克斯對牛津大學所做的驚人的捐贈─這個故事,起源於西元一九一二年的夏天,這個時候,正當拜克斯已經或者是正要,向濮蘭德所做的最後通牒投降,答應要同 莫瑞森斷絕在北京的一切往來。此時的中國,正是身處於革命的時期;而他父親強納森.拜克斯爵士也在這個時候得了重病,因而從此至死都半身不遂。
 
在北京不順 遂的生活壓力,毫無成功跡象的艦隊推銷,以及同自己在重病中的富裕父親和解所能帶來的明顯好處,這些都可能是讓拜克斯興起想要回到英國去尋求一份令人尊敬 的工作並定居下來的動機。早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他就已經寫信給濮蘭德說,他打算辭去目前在北京的工作─那應該是指他當時所擔任的約翰‧布朗造船公司 在北京的代表這份差事─然後回去英國。信中他寫著:生意的前景黯淡;他想回去倫敦了;「這一陣子或許會有個剛好適合我的教授中文的職缺出現。」
 
拜克斯首先透過一位亞述學(Assyriology,亞述─亞洲西部古國)的教授采斯(A. H. Sayce)與從前就讀的牛津大學聯繫。他告訴采斯,他手上握有著大批的,他以低價購自北京「宮廷藏書庫」的古書及文卷,他現在想把它們都捐贈出來,放置於牛津大學裡的 伯德雷恩圖書館。采斯立刻接受了這個提議,他寫信給拜克斯要他將這些書籍全都寄回去,並極力請求他繼續透過這種管道再購買「任何可能獲得的古書」。如果他個人的財力有困難做不到,買不起這些書的話,那麼伯德雷恩圖書館當然會想來辦法的;因為,當采斯寫信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管理員法爾康納‧梅丹(Falconer Madan)回報這件事情時,寫道,「為一本宋代的古書,裡面有著滿滿的明朝皇帝的御批,花上五到十英鎊是並不為過的。」
 
因此拜克斯把他自己將要捐贈的收藏文物的目錄寄給梅丹過目,他寫著:這些書「原本是屬於明朝的庫藏書冊,於西元一四零零年至西元一六四四年期間,一直都被保存在宮廷裡」─也就是說,直到明朝結束。這目錄中列舉了宋代的畫,最早的可溯及到西元一一五零年。而且有些宋代及明朝的宮廷收藏品是極為奇特的:例如在為數共一萬七千卷的書冊收藏之外,還有約一百五 十件就是軸卷及名人的真跡。
 
「如此之多的著名收藏品已經在最近的叛亂動盪中大量遭到摧毀殆盡」,以致於想要完成像這樣龐大規模的收藏的機會,幾乎是絕不會 再發生了。拜克斯自己說:「要捐贈的這些書冊,目前的價值估算大約是四千五百英鎊,不過這個數字絕大部分只是個臆測值而已。」
 
拜克斯原本是打算將這些書籍和手稿先存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他希望能在那裡親自來研究它們,並同意將來會把目前這些文物連同以後可能再收集到的書卷等, 一起通通捐贈給圖書館,因此很顯然地,他是想居住在英國的。然而,在發現自己沒有財力來支付運費、貨運保險費及關稅等相關費用之後,他很快地就改變了原來的計畫:如果伯德雷恩圖書館願意支付前述的這些費用的話,那他願意無條件地將自己的這些收藏都免費捐贈給圖書館去收藏,而圖書館欣然接受了他的這個提議。
 
於是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春天,這批收藏被寄送出去了,一共有二十九只木箱,總重達四又四分之一公噸。其中包括,罕見的鉅著「永樂大典」百科全書(明太祖下令編纂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永樂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全書兩萬兩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萬字。現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間的抄本。現今《永樂大典》尚存約四百冊,近八百卷,不到原書的百分之四。)其中的六冊。
 
拜克斯宣稱曾有人出價五千英鎊欲向他購買,但為他所拒;他並不因此而居功,因為他是希望藉著把他的這些珍藏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讓自己在有空 閒之餘,還能待在那裡親自對它們來做些研究,如此一來,自己與大學皆能共蒙其利。在這份厚禮中,還有九十冊中文報紙的剪報,內容為滿州王朝最後幾年的例律 以及與其對抗的革命之相關報導,他說,他曾利用過這些剪報,來做為他在那段時期裡寫作時的參考。
 
拜克斯才剛指示僕人將他的收藏寄出送往牛津大學,他就一如往昔但總是為時已晚地,開始為自己的決定感到懊悔不已。因為在這個時候,一些熱愛中國的英國友人正試著要成立一個,以宗教做為基礎,把總部設置於某個山中聖地的「英中聯盟」(Anglo-Chinese League),這個聯盟的主要支持者是瑞基納‧強斯頓(Reginald Johnston),當時在威海衛擔任地方官的一位孔學學者。拜克斯是從英國使館的醫官普西瓦‧葉茲(Percival Yetts)那裡聽來的,葉茲在後來也成為一個傑出的中國文學及藝術學者。
 
拜克斯在聽聞之後立刻表達了對此事的高度興趣,葉茲向強斯頓報告說,拜克斯「對於已將自己的藏 書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一事,哀怨自嘆不已,因為他非常喜歡這個『聯盟』,如果能早點獲悉知有關聯盟的事,他會將那些藏書都捐給這個聯盟,而不是伯德雷恩 圖書館。」然而,一旦在圖書館已經接受了這份捐贈後,就無法再後悔毀約了。但過沒多久,這個聯盟就因缺乏支持而宣告失敗,而這件事也就隨著煙消雲散。
 
在他的那批珍藏寄出過後沒多久,采斯就前來北京拜訪拜克斯。拜克斯告訴采斯,那些他送回牛津大學的收藏是「在歐洲及美國所能找到最好的中國古書的珍藏」。 現在的中國人都處於緊張不安的狀態中,因而將他們的珍寶以象徵性的價格隨意售出:才剛有人要以兩百五十英鎊的價格,將一套宮廷版的光緒百科全書賣給他,而 大英博物館光是買了同樣的一套,就花了兩千英鎊。采斯聽了後便興高采烈地加入了這場遊戲,在這個他自稱為「一個很棒的大豐收」裡,買入了不少瓷器及宋代的 畫。他說:「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再來的天大良機。」
 
的確不錯,各種奇珍異寶任人挑選,在以極低的賤價被購入後,載運往歐洲及美國。今天一般的世人,都為當初致使這些中國藝術品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奪略之舉,感 到悲嘆不已。而中國各個博物館的管理者,也都一成不變地重複細數著因「美帝及國民黨反動份子」而造成的慘痛損失。有些人在當時就已深感悲哀,但卻絲毫無能 為力去阻止它的發生,有人甚至認為,這是能讓中國藝術遺產被保存下去的唯一方式。
 
就如同濮蘭德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四月所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裡所記述的,試圖 想要讓中國人感到羞愧,或者是,試圖想去減低他們在珍貴遺產中的損失,都是同樣沒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依據中國現在以及在未來許多年裡,都可能不會有 所改變的情況而言,每一件被發掘而安然地被帶走的作品,都將成為全世界明日的教化之物,而被遺留在中國,對其而言,反而是種持續性的高度風險。歐若‧史丹(Aurel Stein )從千佛洞裡掠取的佛像頭部雕刻,並無損於中國,但對於本世紀的學者及古物研究者而言,卻是一大利多....
 
目前,中國的古代珍寶,有十分之九是被留存在歐洲及美國,它們要不是被這樣地保存者,毫無疑問地,這其中的大部分,在這幾年的大動盪裡,將早就被毀損殆盡而所剩無幾了。」
 
拜克斯的收藏於西元一九一三年的七月抵達英國。這時候,他已明白地表示,他將回來定居。事實上,他也已接受濮蘭德的建議,放棄在中國的那些齷齰的商業活 動,並意識到自身無疑地具有在家鄉做為一個學者所需的天生資質。他手上同時有幾個計畫,其中之一,是修訂華特‧凱恩‧海利爾爵士(Sir Walter Caine Hillier)所著的「口語中文袖珍版字典」,海利爾是位傑出的學者兼外交官,在擔任過北京使館的秘書及韓國的總領事之後,於西元一九零四年回到了英國,在倫敦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擔任中文教授。
 
於倫敦執教四年之後,他應聘回到中國,擔任皇太后過世後的中國政府的顧問,而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在上海發行了這本他所編撰的字典。結果發行得非常成功,再版的呼聲四起,海利爾於是將再版修訂的工作交付給了他在北京使館秘書職務的繼承人─雪尼‧巴頓爵士(Sir Sidney Barton)和拜克斯兩人。到了西元一九一四年,巴頓和拜克斯的工作進度大幅超前,以致於拜克斯在「名人錄」(Who's Who)一書裡,將此字典列入在他的著述出版品的名單之中;但是這本修正版的字典直到西元一九一八年才問世。
 
拜克斯,在此時,還計畫著要編撰一本更大本的中文字典,並希望由克拉潤頓出版社(Clarendon Press)來幫他出版;他也同濮蘭德建議,再一起合作寫「幾本新書」,但是濮蘭德對此提議並不熱衷。他表明了他想在牛津定居的意向,他想在此為他的收藏編輯目錄,同時也可能運用這些資料,來撰寫中國革命及滿州王朝的歷史。
 
但這個在英國同時顯得學者氣息濃厚的新生活,是需以有份固定的經濟收入做為先決條件的,既然他父親不願意資助他,讓他在經濟上獲得獨立,拜克斯決定要尋求 一份學術性的工作。當他人在倫敦的時候,在海利爾的支持下,他向國王學院提出了申請,來接替當時剛好出缺,原本是由海利爾所擔任的那個職務。但他心裡真正 想要的,就如同他曾對梅丹吐露過的,是承繼布洛克(T.L.Bullock)來擔牛津大學裡的中文教授一職。
 
在牛津大學的教職的薪餉向來是公認的少─比起倫敦(國王學院)的 年薪三百英鎊,這裡的年薪只有一百五十英鎊─但是對於這點,他解釋說,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同時還意識到一個難題:他在牛津大學,可是從來沒有把在那裡的 大學課程給唸完,所以並不具有大學的學歷。但是他希望這項缺失,能被忽略或是能有變通的辦法加以補救。滿腦子裡充滿著這些計畫的他,表示將訪問牛津大學, 並同梅丹做些協商。日期、時間、搭乘的火車班次都已經確認了,但臨到最後一分鐘,這個訪問被拜克斯所發來的一封電報給延期了,最後乾脆取消了。
 
接著,拜克 斯突然消失無蹤,他又再次離開回到北京去了。他收到了「中國來的壞消息」,他說:「我在那裡的資產有麻煩了,我希望和當地尤其有趣的政治局勢繼續保持接觸。」這正是袁世凱自立為帝,濮蘭德寫信告訴他,毫無疑問地,袁世凱將會向他購買「大量的戰艦」的那個時間點。
 
拜克斯實際上並沒有賣出任何的戰艦,但是在這一年的年尾,他在英國的計畫倒是開花結果了。首先,牛津大學向它的這位捐贈人致敬。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十二月二日,泰晤士報刊登了關於他對牛津大學所做的這項慷慨捐贈的一篇讚美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由萊諾‧吉爾(Lionel Giles)所 撰寫,他是大英博物館裡東方文卷的管理員,父親是著名的漢學家。

 
 
 
吉爾反復述說著那些在牛津大學裡,數量突然成長了四倍的中國珍藏品,有了這些文物,使得牛 津大學成為歐洲地區之中最好的中國收藏品的擁有者。其中有三件價值連城的古代印刷品,拜克斯可能因太樂了而誤指為宋代作品:它們分別是:一本孔子所著作, 其內有周朝的批註的「春秋」,印刷精美保存良好;一本孔子所著的「倫語」;還有「一本稀少而有趣,由黃震所寫的『古今紀要』(古今紀要十九卷由宋朝從五品宗正少卿慈谿黃震所撰), 其內還有著榮祿的親手眉批,他是在當時為世人所牢記的義和團事件時期,慈禧手下頃權一時的滿州權貴。」
 
吉爾自己認為後兩本書,分別應該是明朝和元朝所印刷的,但絲毫不減其本身的價值。另有一些價值絕不比前者遜色的明朝稀有版本的古書;除了那著名的「永樂大典」百科全書中的幾冊之外,還有部一千六百二十冊現代精簡版的鉅著(『真是世界奇觀之一,本身就是個小圖書館』)─那就是,雍正皇帝時被撰著完成,體積龐大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四十年,夢雷開始編纂,首版印於雍正六年,共萬卷,目錄四十,共三十二典,初版五千零二十大冊,五十多萬頁,一億七千萬餘字,萬餘幅圖,乃今存至大之類書); 吉爾也注意到一些中國著名學者優美的書法作品,「老佛爺慈禧及知名政治家李鴻章蒼勁的手跡」,及一幅「與路易十四同時代的康熙皇帝所書寫的高雅之真跡」。 吉爾寫著:這份令人難以置信的豐盛珍藏,「是如此地寬廣而龐大,要細細探究它們,可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他在文章的結尾,賀喜著「拜克斯先生打算在近期 回到英國,將投身於這個適合他的艱鉅工作。」

 
 
隔天,牛津大學為拜克斯這次慷慨的行為,對他發佈了一份正式的感謝狀。這份感謝狀的內文及各家報紙對此的新聞報導剪報,一起被寄送給了人在北京的拜克斯。 他回覆宣稱將繼續為伯德雷恩圖書館購入更多的珍藏,同時還加上一句:「有沒有可能頒個榮譽學位給我呢?我一直為沒能擁有正式的學位而感到難過不已,我可能 將被聘任的事實,再加上這些書籍的餽贈,或許能讓頒發榮譽學位的理由顯得充分正當些吧。」他說,他打算在二月回到英國,屆時將開始著手編纂目錄的工作。而 克拉潤頓出版社也準備好─如果他能找到五千英鎊的資助金─就要幫他出版他的中文字典....
 
此時,就同在這一天,國王學院發佈了他所參與的中文教授那個職缺的遴選結果,一切正如計畫中的那般順利。濮蘭德看到他的規劃實現成真了:拜克斯現在終於可 以逃離在北京英國使館裡的那些爾虞我詐的業務,以及莫瑞森專橫的使役差遣,更可以不必再荒謬而卑俗地嘗試著去同那些貪腐的中國官員打交道做生意,從此可以獻身致力於「你天生就合適的學者工作」。
 
濮蘭德即時寫信向他表達對獲悉此事的喜悅,他寫道:「我想你的學生,最多不會超過三、四個吧,所以工作量應該是很 輕的,而你將會有足夠的時間待在牛津或其他的地方,從古老的檔案文卷裡去挖掘文史資料。」在接受倫敦的教職的同時,拜克斯辭掉了原在北京大學(西元一九一二年五月,京師大學堂改名國立北京大學)任教的工作。
 
接下來的那個月,出版商海納曼發行了「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大致上,評論家們都對這本書感到滿意,當然也有部分的書評,就如同當初拜克斯所害怕的,對書 中特定的放蕩內容有意見;但總體上,這本書被視為不愧是前本「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姊妹作,同時也確立了拜克斯做為一個英國的漢學家的聲譽。這時的一切 發展似乎都對他極為有利,他被眾人讚譽為捐贈人、學者及作家;他的名聲傳遍文藝界與學術界之間,他的時代到臨了。
 
再者,他計畫中的下一步,似乎也獲得到保障,在拜克斯獲得倫敦國王學院教職的任命的同時,接任牛津大學裡的教職─這個他真正企圖心的所在─的相關安排也正 在進行著。大英博物館管理員萊諾‧吉爾,在訪問過牛津之後,向此時人也在英國的瑞基納‧強斯頓回報說,預期布洛克很快就會辭職,而拜克斯「尤其可能」將會 接任他的職務;三週之後,強斯頓在結束他在牛津的訪問後,向他在威海衛的主管詹姆斯‧洛克哈爵士報告說,雖然拜克斯接受了倫敦的教職,「但似乎大家都有共 識,他應該將會接任布洛克,只要那位傑出人士一旦能被勸退的話。」
 
強斯頓留給他在牛津的友人的忠告是「他們應該盡快把布洛克請走,讓拜克斯進駐這個職位。」因為似乎沒有人對布洛克,身為一個學者,有很高的評價。他是位年邁的退職領事,沒有任何的著作,他在「名人錄」裡宣稱自己的興趣是「翻譯『京報』(Peking Gazette,西元一九一四年,由陳友仁創辦的一份英文報紙)」。
 
但是很不幸地,布洛克並沒有打算要辭職,當時也沒有所謂的強迫退休的制度,他可以愛待多久就待多久。但是至少,拜克斯的繼任權算是被確認了。就如同曼徹斯特的中文教授派克(E.H.Parker)所 寫的:拜克斯現在被牛津大學明確地視為繼任人選,「但在布洛克退休之前,他對國王學院的教職應會感到滿意才是。」
 
同時,他「藉著捐贈了四噸的中文書籍給牛 津,同他們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派克本身也曾受邀去參與編纂目錄的工作,但是他拒絕了,當時他還不知道拜克斯就是捐贈人。就如同其他人,他對身為一個中 文學者的拜克斯,有著最崇高的敬意,他認為,沒有其他人能和拜克斯去競爭牛津大學裡的這個職位。
 
在這樣一片肯定的祥和氣氛裡,只有一個刺耳的雜音傳出,它是發自於牛津的一位知名的珠寶商喬治‧沛恩(George S.Payne)。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沛恩寫了封信給住在牛津北區(North Oxford)的鄰居兼朋友─梅丹(伯德雷恩圖書館管理員), 告以有些事需要提醒他。沛恩說,在好些年前,他曾答應要捐增一百英鎊給那個他們常一起做禮拜的那個地區教堂,「只要我拿到艾德蒙‧拜克斯先生向我購買東西 所應支付的那一千六百英鎊的貨款。」這筆至今未付的帳款是「幾乎二十年前」所積欠下的─換言之,也就是在拜克斯仍是個大學生就讀於莫頓學院的那個時期。
 
但是拜克斯,在「拿到破產法院的赦免」之後,只不過支付了一英鎊裡的兩先令(他父親以債務十分之一不到的金額在法院達成支付協議)。現在,當沛恩先生聽到了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一事,認為他或許應該先償還那筆他早該付清的債務,想必當年他「一定是非常不願意對我爽約的」才是。
 
我們早知道拜克斯,當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曾收集珠寶並向威廉.羅山斯丹展示過「價值連城的翠綠寶石」,我們也知道他對歌劇名伶愛倫.泰芮及「其他女演 員」所做過的珠寶餽贈,在此後,我們還將得知更多關於他對於珠寶的這項喜好。而這些故事,在莫瑞森的推波助瀾之下,早就在北京被廣為流傳著,但是這些故事 此時還沒被傳到牛津,但終究將是會的。這時,沛恩先生的這番獨白正好回應了那些傳聞。
 
除了這個微弱的異音之外,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頭幾個月裡,拜克斯這個名字依舊仍是被包圍在一片讚賞聲中,他的未來似乎是確定了,對此他自己也感到有幾分沾沾自喜。在四月份,也就在他離開北京啟程回到英國之前,瑞基納‧強斯頓在英國使館的中國二等秘書哈洛‧哈汀(Harold Hading)的 帶領下,一同前來探訪他。
 
雖然強斯頓與拜克斯活在同個時代裡,也同樣是學者,而且兩人都在中國住上了二十年,但是兩人從未謀面,強斯頓還擔心這個有名的隱士「願不願意賞臉屈尊來接見我」。但是事實上,拜克斯非常地親切,「甚至還和藹地問我,要不要改天約個時間一起共進晚餐」。他談到了自己正在編纂中的大字 典,而且他也正為出版這本字典所需的經費在進行著募捐。他說,即使他在英國擔任教職,他還是打算在每年的夏季都回來待在北京,為此,他已請人為自己建造了 「一棟有平臺的小屋舍,就在離莫瑞森的屋舍不遠的地方」。顯然地,他還浸淫在莫瑞森迷人的吸引力的魔咒裡。
 
事實上,拜克斯從沒前往倫敦去履任他在國王學院的那份教職,一如往常,每當面臨需要做決定的時刻,他就退縮了。就如同之前兩次那般,當他的新書即將出版的 前夕,都讓他寢食難安而急於設法使自己置身事外;也正如他對牛津大學的慷慨捐贈,所曾做過─為時已晚─的懊悔;又如同他從無法遵照一個既定的時程來行事, 卻老急於告訴別人,他那隨時有可能做變動更改的行程─有一次濮蘭德在寫給范奇的信裡,寫著:「你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善變難測的傢伙,我從來不寄望他的到來或 離去」─所以當他才剛接受國王學院的職位,他就開始為自己尋找無法上任的藉口理由。
 
到了二月份─離他應該前往履職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嚴 重的大毛病,他自己認為是青光眼;他必須回到倫敦去接受特殊的治療;他的眼科醫師告訴他,必須在歐洲待上至少十二個月;他必須放棄閱讀....於是他寫信 向國王學院請假,請求允許因為「他眼睛出了問題的關係」而延後他的履職。他告訴濮蘭德:他被他的眼疾所「擊倒」(bowled over─像保齡球瓶被球擊倒),同時也寫信告訴梅丹說現在自己沒有辦法擔任學術性的工作:「即使單想保存一眼的正常視力,也需要一年以上的完全休息。」
 
拜克斯在六月十六日抵達倫敦,他寫了張明信片給濮蘭德,告訴他自己的到來。濮蘭德在寫給范奇的信裡,寫著:「在這封字寫得要用顯微鏡才看得到的信裡,他告 訴我,他的眼睛糟到無法寫字或閱讀,他還說,在八月的時候要回到中國去」─在歐洲為期十二個月的治療期間裡,要做的事還真多─「毫無疑問,他是想回去完成 那筆銷售戰艦的交易,我對這個難纏的傢伙已經失去了耐性,除了每季必要的商業聯繫往來之外,我不想再理他了。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曾寄一封信到北京給他, 卻因郵資不足而遭到郵局退回,上面蓋著『收件人拒收』的戳章?」而這封被退回的信封裡,恰巧裝著一張支票,是「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本書一半的版稅收入 所得。
 
而拜克斯在因郵資不足而拒收這封信後,竟找了他的律師寫信給濮蘭德,向他抱怨沒有收到他的版稅收入─當然,這是筆他原本早就沒有合法權利來要求的款 項。所以我們不會感到驚訝,到這個時候,濮蘭德已經受夠了這個「反覆無常沒有定見的傢伙」(gelatinous individual);但是如果濮蘭德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會這樣就平靜地無疾而終,那很不幸地他可就錯了。
 
如果濮蘭德沒有想要見到拜克斯,那麼拜克斯這趟回來,很顯然地也沒有想要見到他。在七月八日,拜克斯從倫敦寫了封信給濮蘭德,向他解釋自己沒有想要社交的 慾望,他寫道:「我是個隱士,除非是受邀,否則絕少或者是從不拜訪任何人....這是我這輩子的原則,我珍惜像你這樣少數幾個朋友的友誼,但是除了我自身 的工作和嗜好,對凡事和任何人都漠不關心是我的大原則。」然後一如往常地,他又開始哭窮:對照他最近才對牛津大學所做出的那項慷慨的捐贈,他此時所自稱的 貧困拮据顯得是特別地怪異突兀。
 
在西元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在歐洲爆發了,濮蘭德對拜克斯做了最後一次無力的請求,挽留他待在學術界工作。他問道:「對於販售戰艦給中國政府一事,這場戰 爭會增加或減低你的任何機會或是帶來任何的前景嗎?」他自問自答:「我覺得他們現在會買德國的二手貨,價格比起任何你所能提供的都還要來得便宜。」
 
因而, 他應該會回到國王學院擔任那份受人尊敬的教職。但是這個職缺已不復存,因為拜克斯早下定決心要放棄它,也寫了信給國王學院明確地請辭這份他從未履任的工 作。他必須回到中國,說是要「讓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他確實是回到中國去了;但是在這趟旅途中,我們將看到,他的眼睛卻又銳利到能看到了另一個新的契機。
 
然而,即使拜克斯放棄了在倫敦的那份有前景的學術工作,他依舊渴望著牛津大學能給予他榮譽學位;他對一位,藉著此次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而結交認識 的,在圖書館裡工作的新友人,解釋著他的狀況。他寫道:「因為沒有學位,當我在異國被視為一個漢學家及東方學者時,身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地位;」然後他又再一次地詢問牛津大學授與他榮譽學士的可能性。
 
為了讓他這個謙卑的請求能獲得更充分的支持,他又對牛津大學再度寄出了第二批的中國書籍和卷冊:在七十六個 木箱裡,有四百六十三卷冊或印刷書籍、十五幅捲軸、一塊精美的中國布幕上面有印刷的題銘,還有一片以玉鑲裱的文稿。他宣稱這第二批贈禮的價值,遠要超越第 一次的:一共值九千六百英鎊。
 
他宣稱的這個數目應是還算合理,當第二批的餽贈抵達牛津時,這些贈禮由萊諾‧吉爾做了檢視,他心醉神迷地回報說:「像這樣令人讚嘆的中國收藏,確定是不會 在英國再一次地出現了。」吉爾並驚訝地列舉了許多項目,這裡面沒有宋代作品,這是事實:拜克斯弄錯了年代;但是裡面的奇珍異寶也夠多了,吉爾尤其強調「那 幅令人訝異的偉大書法家王羲之真跡的書法作品,真的是讓我屏息以對」。
 
再一次,這份贈禮到達得還真是時候,因為在西元一九一五年三月,布洛克教授死了,而拜克斯正式提出繼任他所遺留下的那個中文教授職缺的申請。在宣布他提出 申請的決定的同時,他告訴梅丹,他剛在美國以五千零四十英鎊的價格賣掉一些中國的古畫;他問梅丹,伯德雷恩圖書館有沒有興趣得到一些類似的古畫,來做為另 一次新的贈與。
 
在另一封信裡,他寫說他非常希望得到那份教職,「但是我怕有位前任的領事將會捷足先登」。他又說,他的眼睛現在好多了,無論如何,他打算離 開中國,因為「在開始為我前次所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批收藏品,展開編纂目錄的工作之前,我要先完成我的字典」。
 
從各方面看來,拜克斯都被認定應該會得到在牛津大學裡的那份職務,他毫無疑問是一位學者─比起他可能的對手,那些退休的使館官員或是傳教士,是個遠比他們要來得機敏的學者。他已經在北京執教著,同時在倫敦也被提供了一個教職。他曾是個牛津的學生(Oxford man), 再加上那些慷慨的捐贈,讓他更有資格踏進牛津。如果這個職缺在西元一九一五年被補實,他一定會被遴選上的。
 
但實際上,這個缺並沒有被補實,此時,歐洲的戰 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以學校方面決定,將遴選工作延展到戰爭結束後才進行。然而,拜克斯已經公布了他的意圖,學校對此表示瞭解並予與尊重。在布洛克教 授死後過了十八個月, 普西瓦‧葉茲回報說:「只要當局決定恢復遴選工作,拜克斯將會得到牛津大學裡那份傳授中文的教職。」
 
同時,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第二份贈禮,讓他的意圖獲得了更有力的支撐,這第二次的餽贈被細列刊登在「伯德雷恩圖書館季刊」當中,拜克斯要求該圖書館將列出了捐贈物件明細的副本,分別寄送給他那位住在魯克立(Rookery)的父親,以及住在蘇格蘭的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他寫道:「我那個無依無靠的殘障老父親,看到這份小小贈禮的介紹,應該會感到開心滿意的才是。」強納森爵士(他父親)和約翰爵士(他妹婿)都 曾正式確認收到寄來的文件信函,但是他們看過後,是不是覺得開心滿意,我們就無從得知了。
 
或許他們都有著同珠寶商沛恩先生一樣的看法,而強納森爵士甚至或 許已經察覺到,在自己長子的友好表示下,所隱藏的動機。因為老人家顯然是來日不多也不久於世,而他這個長子,同樣明顯地,畢竟希望長久以來那個喪失繼承權 的威脅,不會真的被照著執行。他父親的過世,會讓他繼承起從男爵的爵位,當然他需要父親留下足夠的錢財,讓他能撐得起這世襲爵位的尊嚴。
 
第一批餽贈價值四千五百英鎊,第二批價值九千六百英鎊,這些數目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無疑代表著不平凡的慷慨。拜克斯如何能承擔得起這樣的慷慨呢?當我們看 到他所寫給牛津大學的信件時,他表現得像是位負擔得起如此豐厚贈禮的慷慨捐贈人。但是當我們看到他所寫給濮蘭德的信件時,信裡所呈現的又是另外一番完全不 同的景緻!拜克斯在信裡,不但哀嘆他那正日趨走下坡的健康狀態;他那無可救藥在衰退中的視力;他似乎是還處於一種極端貧窮的狀態裡。
 
濮蘭德被他這種牢騷抱怨所激怒了,他在西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寫給拜克斯的信裡,寫道:「我相信你的眼睛已經好多了,而你的事業也正欣欣向榮,我不認為你真的有任何的理由讓你腦 中的思想停留在經濟拮据、失業的等等想法裡,那樣會使身體和心智都處於一種生病的狀態,你永遠可以確信自己有勝任的能力。」但是這樣並沒有讓拜克斯停止自 哀自怨,在西元一九一五年整個年度裡,他所寫的信裡都如此持續著同樣的悲嘆語調。
 
他賣掉了他的屋舍,還正在拍賣他所有值錢的東西,他請別人原諒他用碎紙來 書寫─因為他窮到買不起合適的書寫用紙,那年的冬天他回到倫敦做短暫的停留,但也沒好過到哪裡,他忙著到處看醫生,因為他的膀胱出了問題。他退出了原本加 入為會員的俱樂部,他的錢都花光了,他所有的投資也憑空消失了,他的視力正在衰退著,「一個幾近瞎了的人如何能謀生,真叫人懷疑」,等等。濮蘭德試圖想要 再激勵他,寫道:「說真的,我親愛的拜克斯,你必須留意你那越來越明顯的過渡節儉的傾向,還有你一直以來對身無分文的晚年所持有的恐懼感,這些想法如果持 續加強下去,對心智和對身體都是同樣的不好。就你而言,實在是沒必要這樣,一點都不值得這樣做....回去好好地振作起來,打敗那些虛幻的心魔吧。」
 
但是 這番善意的勸告也是枉然的:拜克斯哀怨的言詞還是繼續地傳來。然後,突然地,一切都歸於寂靜無聲,拜克斯又神秘地消失無蹤了。
 
這個神秘失蹤起始於西元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當路透社通知報界說拜克斯被派任為英國「駐法國地區的中國苦力的理事」(Director of Chinese Coolies in France), 對於那些認識他的人而言,這項任命簡直是不可思議,當然,這也不是真的。人在北京的莫瑞森將此是記錄為,不知路透社如何被誤導而去發佈這樣的消息,但他認 為這是拜克斯自己或是一個他的共謀者所為的─也就是說,應該是拜克斯設計誘導了報界去報導這樣的一則新聞,來做為他在不久的將來從北京消失時的合理解釋。
 
隔年,人在英國的濮蘭德,聽說「拜克斯在最近的六個月裡不見蹤跡....據報載,是去擔任駐法國地區的中國苦力的理事,或者是在法國類似這樣的一個瘋狂的 工作。」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人再見過他,濮蘭德還加上一句:「他一定是死了,因為在聖誕節前,在我寫給他的一封信裡,我說我還欠他五十二英鎊;如果他還活著,他會就此馬上回覆的!」
 
事實上,拜克斯並沒有死:他是偷偷地溜出了北京,在日本做過短暫的停留後,悄悄地渡過了太平洋,現在正躺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當地的皇后飯店裡,聲稱自己病得很重;但是他的病卻又從來沒有被認真地對待過。在此同時,幾個國家的律師們卻正在打著一場硬仗。
 
在西元一九一八年的夏天,一縷不幸事件的淡淡輕煙飄進了牛津大學─拜克斯家族在倫敦的律師事務所裡的柯頓‧敏卿(J.Cotton Minchin)以 一種寧願說是憂慮而不是苦惱的語調寫了封信給法爾康納‧梅丹。依據敏卿在信裡所言,他的一位客戶兼老友強納森‧拜克斯爵士,現在他的人住在約克郡,病臥在 床命在旦夕,而他的兒子艾德蒙也得了重病,現正躺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而他,敏卿先生,必須獨自來對抗一個令人驚訝而不快的威脅,來捍衛他們二人的 利益和名聲。
 
簡而言之,他告訴梅丹的訊息,就是拜克斯急需一份足以證實拜克斯擁有足夠能力來擔任鑑定中國古董專家的這類證明文件。「私底下秘密坦白的說, 我們的朋友(指拜克斯)看走了眼,讓一個『混蛋』(wrong-un,同等asshole)加入他一起合夥做買賣,現在我們同這個傢伙搞得很僵並有了大麻煩。」
 
後來,敏卿親自造訪梅丹,梅丹為他的到訪還做了個慎重的備忘錄,「能記下的」他寫著,就是拜克斯在加拿大病得很重,以及「艾德蒙爵士和一個名叫霍爾(Hall)的 人有了商業糾紛」。然而,最後,在彼此之間達成了協議;這個可怕的傢伙霍爾,不知是被勸服還是被迫,撤回了他對拜克斯的告訴,而「現在訴訟不會發生了」。 此外,梅丹還聽到了些什麼,我們無從得知。
 
從頭到尾,他所能聽到的,都是由拜克斯的律師所提供給他的版本,而這個版本,從後來的結果看來,並沒有讓他對拜 克斯的誠信產生任何懷疑,顯然他認為拜克斯在這整個事件裡是受害的一方。梅丹繼續對他保持著自己選擇性的信任;直到在西元一九一九年退休時,由亞瑟‧高里 接任管理員的職務。而高里自己也是個東方學專家,而這份對拜克斯的信任關係,也就這樣地被交接延續了下去。對拜克斯而言,梅丹和之後的高里,正是莫瑞森及 後繼的濮蘭德的承接人(指對他的信任而言)。
 
我們將會再回過頭來敘述發生於西元一九一七至一八年期間的奇異事件─有關假冒中國苦力的駐法理事,突然從北京跑到英屬哥倫比亞的倉促逃離,以及可怕的傢伙 霍爾等這些事;因為敘述這整個事件始末需要一整章的篇幅才夠。此時,就算用年表列記的方式來記述,我們也是必須依循著故事的主軸,以維持故事的延續性為最 高優先,所以即使觸及旁類的敘述,在目前也是要跟拜克斯與牛津大學、他的捐贈以及他對教職的追求,這三者之間的關連為主。
 
強納森‧拜克斯爵士於西元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約克郡逝世,他並沒有,如莫瑞森曾自信滿滿所預言的,被冊封為貴族(英國封爵制度分為貴族、平民兩種,強納森為平民封爵,並不是貴族)。 而他的長子不得不心滿意足地繼承起從男爵的爵位─但就僅僅是一個爵位而已,此外,沒有其他的任何遺產了。
 
因為當他父親的遺囑被開封時,拜克斯很失望地發 現,裡面沒有寬恕他的任何具體的跡象,強納森爵士留給了這位繼承人,一輩子享有他位在魯克立的房舍的股份,但僅此而已,同時這些不動產的信託人被授予了很 大的權限,能有效地對抗這位新任的從男爵所提出的任何實際要求的主張,以維護這些不動產產業。
 
拜克斯極度沮喪地回到了中國,經濟上的失望引發了生理上的失調─妄想症、自哀自憐─那些習慣性的症狀。他寫著:「我是個身得重病的人....我怕我的來日 不多了。」但他仍寄望著,梅丹曾答應支持他的,牛津大學的那份中文教職,他也藉著學術性的出版及豐碩的餽贈,正緩緩地朝目標前進著。同在這一年,西元一九 一八年,由拜克斯及巴頓所修訂及擴編的華特‧海利爾爵士的「口語中文袖珍版字典」增訂版,終於出版發行。
 
到了秋天,拜克斯又開時恢復他的捐贈活動,他宣稱 他得到了一整套的雍正百科全集,共一萬冊─是華麗的宮廷版本,也可能是現存唯一完整的一套,那是於西元一七二六年在北京以精美的紙張印刷而成。他寫著,這 樣印刷的版本一共只有六套。六個月之後,他回報說他又買進了五千冊,「大部分都是絕佳的版本,許多是明朝的,一套以上是元朝的,還有一些極為稀有的古代作 品。」如果圖書館願意支付包裝和海運的費用,這些珍品他都願意捐獻給圖書館。
 
這些稀世珍寶都如期地從天津被運往到了牛津大學,當拜克斯望著腦海裡所呈現出 他所擁有的全部收藏時,內心真是滿意極了。他相信,「這些是除了中國與日本兩地以外,世上僅存最好的收藏。當然,除了還有極少數的偉大珍藏還留存在這個不 開心的國度裡,在倫敦,沒有任何地方能跟牛津所擁有的匹敵了;」他還加了一句「只要我活著,我絕不會放過讓收藏品增加的任何機會的,向我這樣接觸學者頻繁 的生活,機會有的是。」
 
就在這個時候,拜克斯在學術界受尊敬的地位,藉由他一次平日罕有少見的文學發表,而得到了肯定。西元一九一九年,一位在山東待了二十五年的傳教士,曾在西元一九一七年曾發行過野心勃勃的「中國百科」(Encyclopaedia Sinica)的山謬爾‧柯林(Samuel Couling),創辦了一本學術性的漢學期刊「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在前幾期裡,以人物照片為插圖,介紹了在中國的幾位傑出人物,最開始是兩位偉大的漢學家吉爾(A.H.Giles,萊諾‧吉爾的父親)和艾督爾‧查文尼(Edouard Chavannes)。
 
在西元一九一九年十月份的期刊封面上印著的正是拜克斯的肖像,他在這本期刊裡也發表了一些小作品。這樣的一個巧合,很顯然地,正當牛津大學即將補實出缺的 中文教授那個職位之際,這封面上的肖像無疑是個非常適時合宜的宣傳。在這封面裡,拜克斯看起來像個傳統的英國紳士,儀容整齊,穿著歐式西裝,有著硬挺的衣 領:十足一個令人尊敬的英國教授職缺候選人的完美形象。
 
很不幸地,這個嚴肅而受人尊敬的形象很快就被撼動了;就在學校正審慎地在考慮著這個中文職缺的任命之際,牛津大學察覺到一件頗為令人震撼的事情。我們因而隨著回到學校裡所聽聞的這個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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