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 Prologue @ 北京隱士繁體中文版

～本書開始～

序言 ─ Prologue

在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裡，有塊新詹姆斯一世時期建築風格的大理石榮譽紀念碑。上面銘刻著歷年來對該館最有貢獻的贊助人名單。其中有韓福瑞（Humfrey）、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1390-1447）、巴德禮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洛得大主教（Archbishop Laud，1573-1645）、奧力佛．闊維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 ）、保羅．梅隆（Paul Mellon，1907-1999）及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與前面諸位同列齊名的，有個叫做艾德蒙．拜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1873-1944），他被列在這份名單裡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因為在西元一九一三年，他曾致贈了個人收藏為數一萬七千件的中文書籍卷冊以及手稿給該博物館，他保證其中有些是極為稀有而彌足珍貴的，而有些是很奇特的。在接下來的八年歲月裡，他又陸續加贈了一萬件。使得光是憑他所捐獻的這些收藏，根據專家的說法，就足以成為歐洲最佳的中文圖書館之一。

如此亮麗的餽禮的確值得受到讚賞表揚，但是問題來了。誰才是真正的捐贈人呢？或者說，他到底是如何取得這些文寶的？他如此慷慨的動機又究竟是為何？任何偉大的收藏其範疇及源由皆是其自身歷史的一部份，在尊崇這些贊助者的同時，我們也該追溯著去瞭解他們，這才是對他們的慷慨行為的一種正確的表彰。

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邁入晚年之際，尤其十分在意他的真實經歷應該為後世所知曉。因此，為了有朝他所謂的真相能被出版（他常表達要付莘的強烈意願），他寫下了兩本回憶錄。這兩本不太可能會被出版的回憶錄，內容絕然不同於現有僅存記載著關於他一生的公開記錄：在「國家名人錄辭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裡，由他的朋友霍普．丹比女士（Mrs Hope Danby）為他所撰寫的簡短記述。為了更接近事實的真相，除了艾德蒙．拜克斯爵士自己與霍普．丹比女士所做的兩種敘述之外，我將在此提供第三種版本。

在本書中，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或許不會顯得像在霍普．丹比女士的版本中所記述那麼高雅，但至少會比爵士自己在回憶錄中所描述而要我們相信的他，來得值得尊敬。

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是個漢語學家，他在中國得到了他的書冊收藏和聲譽。如果他能為世人所知，那是全拜他和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兩人所合撰的兩本書所賜：西元一九一零年出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及西元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前者長期以來，被西方學界視為是有關中國帝制皇朝最後統治者之生活的首部經典之作，也常被西方文人認為是深具權威性的資料而拿來做引述之用，其中史實的精準、細節之生動、易讀而完整的風格是全然無可取代的。而後者則是始自明朝終至清朝的歷代皇室所發生之事件的記實文選。

想要獲得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生平的摘要一覽，最方便同時也是有必要的方法，就是從唯一已出版的來源─霍普．丹比女士所寫的簡短要述下手。霍普．丹比女士是位畫家兼作家，從西元一九二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二年居住在北京，同時把艾德蒙．拜克斯爵士視為自己在當地的老友之一。

在她憑藉著「個人所知」所撰寫的有關於拜克斯的那篇文章裡，她敘述了他的至親血緣家系、教育背景、奇特的語言天賦、在中國的長期居留、為使館擔任過的翻譯工作、從事過的教職、出版過的著述、對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及所被授予的榮譽。她如是告訴我們：「他在歐洲曾有機會擔任顯赫的職位，但是中國在召喚著，他選擇了留在中國。隨著時光流逝，我們得知他成了一位隱士，投身致力於研究及著述。

在北京西區的宅居裡，他過著如同中國學者般的生活，也穿起了中國長袍。逐漸地，他放棄了與歐美友人之間大部分的交往，只同其中少數的二三人有聯繫，成為眾西方人士眼中的神秘人物。但他卻依舊與中國友人繼續保持著之間的往來，其中包括了中國學者、中國政府官員以及前清朝的皇室成員。他似乎在編撰著一本英漢字典，同時還在撰述清朝皇帝個人的歷史。但是一場災難讓這兩項可能的鉅著都永遠無法完成：西元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北京，迫使艾德蒙．拜克斯逃離北京住所，前往澳洲使館區避難，隨後又轉往英國大使館。在日本人對任何以文字記述的文稿都抱持著強烈懷疑的態度之下，他的手稿皆被日人放火燒焚而付之一炬。於是他寶貴的史料及將近半世紀的心血也隨著化為烏有。」

在這段正式的記述中，霍普．丹比女士加入了她於西元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於自己在中國生活的回憶錄當中的一些生動細節。在其中，艾德蒙．拜克斯被描述成一個仁慈厚道、心不在焉、對中國歷史有獨到研究的教授，他那有威嚴的白長鬚，長年甚至在炎夏也穿著的白色絲質長袍，讓他活像是清朝宮廷裡早期耶穌會的信徒。她這些陳述構築出一位移居海外且被中國深化的英國爵士的美好形象，但對於瞭解他的真實人格卻無絲毫幫助。

我們依舊無法知道：他何以要定居北京？他所從事的神秘研究，其真正的目的為何？他隱居生活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個神秘人物的秘密還是沒有被解開。

環繞著艾德蒙．拜克斯的眾多秘密當中，其中有項是關於一本中文日記─清朝內務府大臣景善的日記。他聲稱這是他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義和拳亂期間發現的，後來他據此日記的翻譯內容，撰寫成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日記的手稿現今仍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但是關於這份日記的真偽及可信度，從他有生之年就開始被爭辯著，迄今仍尚未獲得最終的確認。已故的維多．普西爾（Victor Purcell，1896-1965）在西元一九六三年所出版的權威著作「義和團起義」（Boxer Uprising ）一書當中，為此書附上了一份特別的附錄。

如果此附錄是真的，對史學家而言，它應被視為是個無可取代的重要資訊。維多．普西爾做出了此日記是件贗品的結論，但他無法悉知究竟是何人以及為何要如此做。霍普．丹比女士在記述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生平的簡短傳記裡，並沒有提到這項足可使爵士人品做個蓋棺論定的重大爭論。而我斗膽自忖：我將提出的證據，應該可以平息這場爭論。

坦白說，要不是因為一個奇特的機緣，我原本可以開開心心地讓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停留在那團他自己構築的謎雲裡的。在西元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有位身兼一所國際醫學研究所所長的傑出瑞士科學家，寫了封信給我。他在信中措辭嚴謹地請問我，如果我覺得合適，是不是願意接受他最近才剛得到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手稿，並負責將它們送往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在那裡對它們做些維護的工作。

隨函對方並附上了此手稿的來源簡歷以及兩位看過此手稿的知名學者所做成的意見書。兩位學者皆同意這手稿為文學佳作並具有歷史價值，但是很顯然地，從他們的意見書裡看來，有著某種程度的猥褻。

由於在伯德雷恩圖書館原本就藏有艾德蒙．拜克斯捐贈的大量圖書文物，若能和其他的那些文卷放在一起共同保存，這裡自然是這些手稿不做二想的最理想歸處。但是對方認為在捐贈之前，這些文卷應先經由一位英國史學家來檢驗過。而我因同艾德蒙．拜克斯一樣，都曾為英國情報單位工作過些時候，所以被視為是這份檢視工作的最佳人選。

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提議。由於某種原因，這些文稿被對方認為並不適合當成郵件包裹來寄送，所以在西元一九七三年八月，當我恰巧有事過境瑞士布魯塞爾機場時，由對方煞有其事地，在機場當面親手將這奇特的包裹點交了給我。

當我回到了牛津大學打開包裹時，我發現裡面有兩部作品，原稿文字皆已用打字機整齊的打印在四分之一開的紙上，各裝在一個精美的中國錦盒裡。分別依獻詞、目錄、正文的順序，井然有序地排列著，就好像是為出版商準備好的那般。這兩部作品皆是用英文著述的，第一部的標題為「已逝的過往」（The Dead Past），第二部的標題上卻揮灑著中文的漢字並有個法文的名字「滿州的沒落」（Decadence Mandchoue）。在兩部文稿的最上層，還很隆重地（或許太過隆重了）各附上一張擔保內容絕無虛假的宣誓，令人印象深刻。於是我決定立刻著手工作，並決定由看起來較有份量的那本「滿州的沒落」開始。

我才讀沒幾頁，就瞭解到當初瑞士方面為何會覺得這些作品不適合以郵件包裹的方式交寄。我暗地想─如果一個正直而認真的海關官員，當他打開包裹並閱讀到這些文稿，他究竟要怎麼去處置它才好？毫無疑問地這包裹會被沒收，說不定還要著依規定，瞥扭地去追查寄件人，只因為─這裡面的文字內容實在不是一般的淫穢。

讀著這些文稿，我不禁想到書誌編纂家西蒙司（Alphonse James Albert Symons，1900-1941），當他看到英國作家羅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1860-1913，自稱是卡佛男爵）在威尼斯所寫的那些色情信件的內容時，當下他所感受到的驚訝和沮喪。極其類似的情況，在我剛開始閱讀艾德蒙．拜克斯回憶錄時，這內容也的確讓我傻住了。爾後在我研究他奇特的人格的時候，我還是會常想起這一幕。最後，我會發現，這兩者之間竟有著比我所能預見得到的更深遠的關連。

閱讀中，令我驚訝的還不僅是這兩部作品裡淫穢的文辭，故事本身更是匪夷所思。艾德蒙．拜克斯所謂絕無虛假的回憶錄當中，詳細記載著一種奇特的生活，而且還往往涉及到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及中國的滿州時期裡文學界及社會歷史中，所禁忌的許多事物。我覺得必須繼續讀下去，而能讓我欲罷不能地看下去的，並不是文章的本身，而是背後其作者所具有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個性。

就如同西蒙司被那些淫穢的威尼斯信件所驅使，而去探究原作者羅夫離經背道、難以理解的性格那般，我也被這些猥褻的回憶錄所深深地吸引，而想要去徹底瞭解這位個性比起羅夫的荒誕怪異也毫不遜色的作者本人。西蒙司寫過「卡佛的探索」（Quest for Corvo ）一書，而同樣地，我也展開了我對艾德蒙．拜克斯的探索。

此外，我還有一個特殊的動機，我捫心自問：我怎麼能不竭盡自己所能地去查證這作品當中令人驚訝的歷史陳述，就讓這些如此震撼的文稿保存進伯德雷恩圖書館及其他公共博物館裡去典藏? 而這些陳述無論真偽，都同樣會破壞艾德蒙．拜克斯身為一個專心治學的學者的形象，而其中的意涵，同樣地也會引發出對身為捐贈人及學者的他所寫的著作的嚴重質疑。

如果要檢驗一個遁世者的自傳，有什麼外界資料可以憑藉著來照應比對呢？

首先，我想從回憶錄本身裡面去找線索。在這著作中，艾德蒙．拜克斯曾提及他的一些私密好友，甚至是親密關係，其中有在一八九零年代裡的幾位英國和法國的文人及英國的政治家。既然如此，試圖在這些人至今仍現存的文件裡，尋找任何提及到他的蛛絲馬跡似乎是蠻合理的。但是在我檢驗過這些人截目前所仍能看得到的文件之後，我發現這些名人在這方面，或許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是極其地謹慎小心。

事實上，窮我所能發掘，根本沒有人曾提到他。再者，艾德蒙．拜克斯在回憶錄當中的有些陳述或自白，是如此地奇特不凡，讓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能全然只依賴他的記述而全盤地接受相信它。

因此我決定只依靠外界的資料，完全不去參考他的回憶錄，盡可能地重建起他的過去，以此來做為一個起點。我向一些，曾於艾德蒙．拜克斯還在世期間裡，到過中國的友人諮詢，很快地我就發現，我聯繫上了不少或許看過和絕對看過這位難以捉摸的爵士的人。雅頓爵士（Sir Harold Acton）把我介紹給維齊先生（M. Henri Vetch），一個當時在北京的法國出版商，現在人居住於香港。

他曾於西元一九三九年發行法文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所以他曾同作者有過接觸。維齊先生又把我介紹給了樂威頌先生（Mr William Lewisohn），前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通訊記者，現在退休了住在倫敦泰晤士河畔，九十歲高齡了，但頭腦依舊清楚。樂威頌先生除了提供我一些有用的資訊，同時介紹了我幾位，在一九二零年代及三零年代，曾出使或任職於北京的英國外交官。

霍普．丹比女士同時也將她的書中情節做了些生動的補充潤飾後告訴我，我的友人得瑪吉立（M. Roland de Margerie）也向我證實了某些我已得知的情節，並加入了一些私人的回憶。我非常感激這些人的善心協助，但是到頭來，他們所能告訴我的，不外是關於他的一些極為短暫的跳躍式場景記憶，而這些充其量，也只能證明他是真的存在過罷了。

或許他們對他曾經驚鴻一撇─看到他身著長袍坐在輛黃包車裡，匆匆忙忙地遮著自己的臉，深怕被那些西方人士褻瀆的眼光所冒犯。或許他們在他不得不出現的場合裡（如：翻譯、領款、自身安全問題）遇見他，然後他們察覺到他在與西方人士同處時，所具有的那份深怕被別人所控制的強烈敏感與不安。

但他所特有之彬彬有禮的風範、個人的魅力、恰如其份的舉止、女性化的動作，卻絕不會因此而稍有失色。或者他們根本只是聽說過─在這個西方人眼裡的韃靼人城市裡，住著一位著名的隱士。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真正的個性，他為什麼來到中國和到底在這裡做什麼。他就像是一種習俗─因為這個字眼代表著某種程度的穩定，但卻是種無從捉摸的持續狀態，或者該說更像是住在公園深處某個角落裡，某種難得一見的害羞夜行動物，只有在乾旱飢荒的時候，才會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出現在屋前乞食。

為了要突破這些粗淺的表面印象，我自然只有依靠文字記載了。但是艾德蒙．拜克斯沒有留下任何的私人文件，而且我被告知也沒有所謂的拜克斯家族文件。他畢生所撰寫的文檔都由他自己保管著，直到西元一九三九年，就那麼巧地，被霍普．丹比女士在其書中所歸咎的日本人所放火焚燬付之一炬。此後，僅剩的就只有這些回憶錄了。

但是有一個機構，他一定曾經同它通信聯繫過，就是他捐贈的對象：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於是我轉向圖書館的檔案庫來下手。在這裡，我的辛苦終於得到了獎賞─我找到了他的存在以及他在消失到東方遁世之前的活動的第一個鐵證。

這證據是兩個卷宗，卷宗裡面是當年艾德蒙．拜克斯為了有關捐贈收藏事宜而聯繫伯德雷恩圖書館時所寫給管理員的往返信件，這些卷宗由前後兩任的圖書館理員經手保管著，前任的管理員梅丹（Falconer Madan）在西元一九一九年，交接給繼任的管理員高里（Arthur Cowley）。這兩份卷宗讓試圖瞭解艾德蒙．拜克斯從西元一九一二年至西元一九二三年這段期間之活動的企圖露出了一線微弱的曙光，也強化了我在苦讀他的回憶錄時所得到的一些結論。

當然這兩份卷宗無法幫忙溯及比西元一九一二年（當他首次聯繫伯德雷恩圖書館提供他那帥氣的大手筆捐贈）更早之前的事情。當時他已年屆四十，而且依據我估算，沒正式紀錄地，已經在中國至少居留了十五年。所謂沒正式紀錄，那是因為回憶錄本身正在被檢視著，所以其中說的都不能被拿來當做依據。

既然早年的公開文件都絲毫沒有提及到他，所以很明顯地我必須從私人的文件裡來找了。有兩個人的私人文件，應該可以透露些於西元一九一三年以前，艾德蒙．拜克斯在中國生活的蛛絲馬跡。其中一個是他的著書的伙伴濮蘭德，他們兩人合撰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及「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在他們首次合作的時候，濮蘭德是泰晤士報駐北京通訊記者。另一位是濮蘭德在泰晤士報系的上司（也是競爭對手），政治通訊記者兼中國專家─莫瑞森醫師（Dr.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

莫瑞森認識當時在北京的每一個西方人，如果說他不知道艾德蒙．拜克斯，那是不可思議的。再者，以他桀驁不遜的個性，如果說他從沒批評過這個人，那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既訝異又失望地發現，在培爾先生（Cyril Pearl）所著「北京的莫瑞森」（Morrison of Peking）一書當中，從未提及艾德蒙．拜克斯這個人或者是他報社的同僚，也就是前者的著作伙伴─濮蘭德，他們之間的任何關係。

但是從樂威頌先生那裡得知，莫瑞森確有留下一本原打算出版的私人日記（因為內容直言無諱而被認定為不適合出版），因而我又重新燃起希望。我請當時人在澳洲的友人雅德希（S. A. M. Adshead）前往保存著這本日記的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Mitchell Library），幫我去尋閱那些早已封箱的莫瑞森私人文書。

他好心地幫了我這個忙，而他給我的謄本更是無價之寶。這些謄本提供了艾德蒙．拜克斯在北京活動的最早之證據，這些證據後來，於本書付莘之前，在由澳洲大學遠東歷史系羅海民博士所著的「莫瑞森書信選集」的學術出版品裡，獲得了補述。

比起莫瑞森私人文書更重要的，如果存在著的話，那就是濮蘭德的私人文書。莫瑞森於西元一九二零年逝世，而濮蘭德比他長壽，活到了西元一九四五年。但是有所謂的「濮蘭德私人文書」存在著嗎？起先我假設沒有，因為在先前我曾提過的那本由維多．普西爾出版於西元一九六三年的「義和團起義」一書裡，他寫著，他無法查找到任何濮蘭德的私人文件。然而，我很快地得知在西元一九七零年（維多．普西爾過世五年以後），濮蘭德的私人文書被捐贈給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現在可以在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內找到。

於是我寫了封信給該館的管理員，而他好心地將我所需要的所有相關資料，以縮微膠片郵寄給我。這份膠片檔案是我截至目前所發現，最有價值的單筆資料，其中包含了濮蘭德私人信件、個人日記和未完成的回憶錄。有了這份資料，加上莫瑞森的私人文書，讓我能幾乎完整重建艾德蒙．拜克斯從西元一八九九年至西元一九一四年期間的活動經過，偶而還能追溯到更早時期的事物。

憑藉這三份文件─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裡的通信文件、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裡莫瑞森的私人文書、加拿大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裡濮蘭德的私人文書，靠著這三者內容裡所提供的主要訊息資料，我已能獨力研究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從他抵達中國開始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這段期間裡的生活。

此外，第四份資料來源就是荷普利博士（Dr Reinhard Hoeppli）所擁有的回憶錄。他曾是瑞士駐北京總領事，是艾德蒙．拜克斯的最後一個東家和庇護者，也是這份回憶錄的整理編輯之父。而這份回憶錄在布魯塞爾被交到了我的手裡。荷普利博士在這個故事裡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的貢獻也將會慢慢地呈現出來。

當我發現我手上已經有了四份重要的資料，我相信我已可以開始重建，或許也可以解釋，艾德蒙．拜克斯的生活。沒花多久，我就發現很顯然地他的生活，姑且不管回憶錄裡是怎麼說的，遠要比公開紀錄裡所陳述的或是撰寫這些資料的人本身所知道的來得更為奇特而神秘。

濮蘭德、梅丹、高里、荷普利等人，雖然對艾德蒙．拜克斯特意獨行的個性感到驚訝，但皆不曾瞭解他真正的性格或是來歷。有著強烈洞察力的莫瑞森，也只看出他個性中淺顯易見的一面，如果我真的想要瞭解他行為的動機，我必須更深入地探究才行。幸好，手邊的其中一份資料，提供了我一些重要的線索。

這份重要的資料就是：莫瑞森在他逝世兩年前所寫下的，有關於艾德蒙．拜克斯於西元一九一四年至西元一九一八年期間，從事商業仲介活動的內容摘要，沒有它我是不可能有機會能突破這秘密的第二層圍籬的。在這之前，我所詳讀的資料裡，沒有任何的文字提及或暗示他曾從事過這類的活動。

在我首次瀏覽這資料時，也覺得好像是在陳述一個當時與他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真是非常不可思議。唯一能檢驗這資料內容的方法，就是尋找出能對應這番陳述的紀錄文件，如果這類文件還存在著而且也拿得到的話，它們應該是在莫瑞森的文字中所提及，當年曾雇用他擔任中國地區代理人的這兩家公司手裡。

它們分別是：位於克來德賽（Clydeside）的約翰．布朗造船工程公司（John Brown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Co.）和位於紐約的美國銀行卷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於是我寫信向這兩家公司提出我的請求。

位於克來德賽的約翰．布朗造船工程公司，是座落於倫敦的約翰．布朗集團（John Brown & Co.）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本身沒有什麼自主權。所以記錄文件應該是由倫敦的母公司保管著，再者我手邊的資料也都顯示真正指示艾德蒙．拜克斯從事活動的人，正是母公司當時的巨頭查理斯．麥克雷倫（Charles Mclaren）。

這家母公司現今仍然存在，但是我的請求卻碰了個大釘子。該公司回覆我，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沒有保存著我所詢問到那麼久遠以前的年代的紀錄文件，而且也沒閒工夫為我去舊檔案堆裡翻箱倒櫃。然而，我後來得知有關該公司造船生意的這些記錄，不是被送回位於克來德賽的子公司，就是在西元一九六八年當該子公司被上克萊德造船公司（Upper Clyde Shipbuilders）併購時，一併交移給了新公司。

後來在這個合夥關係結束清算時，這些相關的文件被捐贈給了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該校的檔案管理員莫斯先生（Mr Michael Moss）好心地幫我查閱了它們，歸功於他的幫忙，我終能重建艾德蒙．拜克斯，當他還被名列在該公司薪餉名冊裡時，那段時期的活動輪廓。當然如果能依據公司裡內部文件的記載，來得到一個更完整的敘述，那就毫無疑問地將會更是精彩的。可惜迄今，所謂的內部文件，卻永遠是個理想罷了。

然而我對另一家公司─位於紐約的美國銀行卷公司所提出的請求，卻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該公司董事會的主席維森先生（Mr Edward H. Weitzen），對此請求表現出了高度的興趣，並立即親自下令，要求屬下為我詳查公司檔案。該公司的研究員澤克先生（Mr A.Zecher）在非常徹底地翻搜過檔案後，提供了我一系列很棒的記錄謄本，足以佐證並補述莫瑞森所做的記載，也讓我有能力更詳細地重建艾德蒙．拜克斯與美國銀行卷公司之間的故事。

後來，在這兩份資料之外，愛爾文先生（Mr Mark Elvin）提供了我第三份與前二者發生於同一時期的資料:外交部檔案庫裡有份檔案，標題為「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事務」（Affairs of Sir Edmund Backhouse）。在查閱時，我發現這份檔案是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由英國駐北京公使喬丹爵士（Sir John Jordan）所下令開檔建立的，而創建此檔案的當時環境背景，在本書內文後面將會有明朗的呈現。

至此憑藉手上已有的資料，我已擁有關於他這段奇特歲月裡所作所為的最終結論性的證據，而他這段奇特歲月的際遇，對他生前的文學著作所引發的爭論，也有著極顯著的重要性。

對歷史的探究是永無止境的─當愛爾文先生提供我「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事務」這份檔案的時候，依照當時的想法，我原本認為已經完成我的書並把它交給了出版商。在剛開始閱讀該檔案之初，我還深信，我只需要在書中加強一些細節，並對艾德蒙．拜克斯從事商業活動的這個章節稍做些補證即可。

但我越仔細往下看，我竟發現他在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裡，同時還從事著另一件更令人驚訝的事情。這個線索乃是當時英國駐北京公使喬丹爵士親自所寫的一張機密備忘錄。文件中清楚指出，他是英國政府的秘密仲介人並涉及一項神秘的外圍作業行動，但是事後公使並不希望此事再被提起。這個作業行動，大約是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夏天進行的，顯然同秘密採購軍火有關。

我必須承認─起先，我原本打算有意要忽略掉這個發現，閉口不談此事，而讓這個秘密永遠地繼續沈寂下去。畢竟我的書已經寫完，而出版商也正要開始印刷，況且我還有好多想要做的事等我去做哩。難道我在這個爵士身上所花的時間還不夠多嗎？他的個性不是已經被我充分地闡述過，而我的結論也獲得了足夠的佐證嗎？然而，我還是很高興我沒有向我的惰性屈服！

因為在經過數度研讀推敲過政府的檔案史料之後，我不久便已直搗這個秘密的黑暗核心，而揭發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過往─而毫無疑問這段，是艾德蒙．拜克斯的歷險中最精彩的故事，我將在本書第七章裡加以詳述。

當我想到，原本自以為已經對艾德蒙．拜克斯的一生已有了足夠深入的研究瞭解，而幾乎就要將手邊的文稿交付編印成書之際，卻差點沒能發現這段能讓我不得不再提筆加上一個新的章節，並重新編排此書的奇特重要事件，我早先所具有的信心真是幾近全失。

毫不奇怪地，我又如何能確定，沒有其他的事情還隱匿在他刻意的隱居生活裡某個黑暗的角落尚未被發掘出來？確實在其一生當中仍有許多誨澀不明的時段，例如：在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前，他幾乎每年往返英國和中國之間；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後，在中國北京長期持續的隱居生活；喬治霍爾（George Hall）曾提及關於他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在美國的歷險；尤其是從西元一八九五年在他離開牛津大學直到西元一八九八年抵達中國，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這三年對其人格及癖好的形成，以及後半輩子的人生方向，或許有著重要關鍵影響。

對於前述的各個灰色地帶，我都曾費心盡力地去追查過，卻是一無所獲。而這些，就如同在那未被攪動過的深底沈睡著的怪獸，等待有朝被喚醒而重見天日。

我終於決定，讓他整個生涯裡其中的某些片段停留在空白。毫無疑問，當然世上總會存在著某些檔案文件，拿它們用演繹法或歸納法去加以研究，或多或少總是可以推斷窺探其一生中那些狀況不明的時段，但是雖盡我能力所及，有些檔案已經損毀不可復得，而有些是我所無法參透的。在經過無數次徒勞無功的努力探究及追查後，身為一個史學家該要能懂得在何時要心滿意足地放手，將難題留與後人。

總之，在史學研究裡，有一個「問題縮減」定律：當一個問題無法正面破解時，聰明的作法是：跳過它去解決另一個，因為下一個問題的解決，或許會透露出意想不到的線索，讓前個問題迎刃而解，而絕不是鑽牛角尖地死守著一個牢不可破的難題。

雖然還有很多謎題尚未解開，但我仍希望我這本簡短的研究著述，能讓長久以來世人對艾德蒙．拜克斯的著作所引發的疑問有些答案，而對於這位曾被一位中國學者向我描述為：「雖然是隱士，但絕對是我同年代裡，在中國最有趣、最多采多姿的歐洲人」─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提供一個迄今最接近事實真相的歷史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