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學者 The Scholar
 
Dr.George Ernest Morrison

 
喬治.莫瑞森醫師是祖籍海布里地(Hebrides,位於蘇格蘭西方的群島)的澳洲人,他具有強烈的性格,但不能說是野心,在西元一八九八年,他已經是西方殖民帝國在北京當地圈內響叮噹的人物。他出生於吉隆(Geelong,位於澳洲墨爾本的西南方約90公里),在墨爾本大學接受教育,很早就對冒險式的旅行產生興趣,十七歲就開始單獨以步行或搭乘獨木舟的方式,在澳洲展開一系列驚人的探險之旅。
 
二十歲那年,他在沒有攜帶指南針的情況下,獨自徒步縱越澳洲大陸,從北端走到南端,總共花了一百二十三天,走完兩千零四十三英哩(三千二百七十公里) 。隨後他又前往紐幾內亞(New Guinea)去從事另一場的冒險,在那裡他同當地的土著起了爭執,在衝突中遭人以矛刺傷,倒鉤的矛頭插進了體內。他就這樣帶著深插在體內的矛頭,繼續旅行直到抵達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接受手術時,那枚矛頭才得以被取出。
 
之後他留在該校接續他先前停止中斷了的醫學教育,在完成學業並獲得醫學士的學位之後,他又繼續恢復他的漂泊生涯,他在南洋流浪過、徒步走遍牙買加、在西班牙的銅礦坑裡工作過。其後曾在巴黎對醫學做過研習進修,在摩洛哥瓦森王(shereef of Wazan in Morocco)的手下擔任過法醫,再回澳洲的巴拉瑞特(Ballarat)的 一家醫院擔任住院外科醫師。

 
 
 
西元一八九四年,他身著中國長袍、頭戴瓜皮帽,口袋裡只有十八英鎊,在語言不通又沒帶武器的情況下,從容不迫地從上海,穿越了 整個中國,到達緬甸仰光。這趟後來被他寫在書裡當做紀念的不凡之旅程,在他二十五歲,當他決定成為一個記者時,變成一個對他非常有利的優勢條件。
 
西元一八 九五年,在倫敦,他被推薦給泰晤士報的常務董事莫伯利‧貝爾(Moberly Bell),同時被他所錄用。報社將他分派至當時該報最著名且深具影響力的通訊記者華倫泰‧奇洛(Valentine Chirol)所 主持的海外部任職,奇洛將他派往遠東地區服務,起先在印度支那和暹邏負責報導法國在該地區的動態,隨後在西元一八九七年,奇洛將他派往中國北京─這個此後 他一生安身立命的地方。
 
憑藉著驚人的行動力及對政治敏銳的第六感,他很快地便在當地歐洲外交人員的圈子裡打響名號,成為競爭者眼中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是 德國、俄國外交官頭疼厭惡的人物,同時也是奇洛手下最有價值的通訊記者之一。大家都稱他為「中國的莫瑞森」或是「北京的莫瑞森」。
 
當莫瑞森於西元一八九七年再度踏上這遍中國的土地時,便立即以他慣有的行動力投入了新工作,他很快地熟識了每一個人─至少是包括所有在當地的外交人員及官 員,並建立起自己的情報網路。同時也繼續從事他自己的旅行和探險,所以不久之後他便能誇說:除了西藏禁區之外,他已身置其境實際地瞭解中國的每一個省分。 他還建立了一個私人圖書館,內有大量以西方語文所撰述的有關中國的藏書,這是他用來做為自我教育之過程的一部份。
 
在這些藏書為人所知而有了名氣之後,懂得 利用任何機會做自我宣傳的莫瑞森,一度曾宣稱他將會把這些書留在中國,以表達個人對這個國家毫無私心的喜愛,但那是當他還是單身時的說法。在他年過五十, 娶了他的秘書結婚之後,他改變了想法:他把這些藏書以三萬五千英鎊的代價,賣給了一個日本貴族,此後這些書便散落在日本各地。
 
在身處中國卻難得離開自身所居住的沿海都市的那些外國人的社交圈裡,莫瑞森是個傳奇人物─他熟知中國的地理和事物,對此類主題總是能以莫名的權威來發表議 論。他宣稱他的觀點是絕對理性而客觀的,絲毫不受情感或個人因素所影響。即使這話是真的,他卻不太能容忍他人不同的意見,他對那些意見相左的人,所使用的 尖酸刻薄的語言,有時令泰晤士報的老闆都會感到錯愕震驚,而奇洛也不時地被上司要求去規勸他。
 
他把對手稱為「嘮叨的蠢蛋、外國人的傭工、騙子、笨蛋」,也 會毫不猶豫地因對方持有不同於自己的看法而去詆毀對方。因而,人們敬重他的能力,同時也畏懼他的影響力,但絕沒有人喜愛他的性格。在他的晚年,雖然他享有 盛名,但卻幾乎沒有半個朋友。
 
莫瑞森,身為一個通訊記者,最大的長處是:對蒐集資訊情報方面所具有的行動力、解讀資訊時實在的態度以及清晰明確的表達能力。然而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正如同阿奇里斯(Achilles,希臘神話裡強悍的戰將,擁有不死之身,唯一的致命死穴是後腳跟)的腳跟長在另一個不壞之身那般─他不會說也不會讀中文。
 
他這個終身不曾想要彌補的弱點,讓他在同其他北京的專家們一較長短時,就已輸在起跑點。幸好他從不覺得這是個缺點,他有一個足以彌補這個弱項並能擊敗所有潛在對手的特長:那就是精準無誤的政治判斷力。克森勳爵(Lord Curzon)曾 表示莫瑞森是「對事情明智預測的驚人能力」一語的代名詞,他當此話是種讚美並接受了這個說法。然而很諷刺地,同時這也是個事實,這個正確的判斷力,不是出 自於他對中國所具有的淵博瞭解,更不是基於對這個國家的深厚興趣,而不過僅僅是他強烈的個人見解罷了,但是他卻深切知道自己的立場。
 
用政治術語來說的話,莫瑞森是個激進的帝國主義者,他的主張是毫不躊躇、明確而無情的。他相信「仁慈的英國強權」─正因為仁慈,所以有資格統治世界並促使 它現代化。對於中國這個國家本身,他絲毫不感興趣,真正令他感到興趣的是:把中國當作眾帝國主義強權爭奪比劃的舞台。從他抵達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投身於 帝國強權政治角力的這場精彩遊戲裡。
 
他不只想要報導事件,還打算要製造事件,也就是建立起英國的影響力,同時還要打擊法、俄、德、日等其他列強國家。他在 到達北京後的幾個月後,曾寫道:「整個東南亞往北直到(包含)揚 子江河谷,原本就應該是歸英國所擁有的」,為了確保能達到這樣的結果,他是個無恥的戰爭販子。

 
 
Cecil Rhodes

 
Alfred Milner

 
從一開始,他就公開地鼓勵促成日俄戰爭,所以等到兩國開戰 時,大家都稱這場戰爭為「莫瑞森的戰爭」。他的哲學觀不是身為一個記者所應該具有的,而倒像是個帝國建造者的哲學觀:活像是一個在遠東地區的西席爾‧羅得茲(Cecil Rhodes,英國鑽石大亨,主張應使英國將從北非的埃及延伸到南非的好望角之間的這遍土地都銜接起來,經由整個英屬土地,積蓄財富,推動帝國權力)或是阿佛列‧米勒(Alfred Milner,英國駐南非高級長官,曾發動安格魯布耳戰爭,又稱英布戰爭,企圖光明正大地將布耳共和國納入英國版圖)。他終極的企圖是,像前述的二者那般,成為一個帝國的政治家─要當個澳洲的首相,或是個能行使殖民地首長職權的英國駐中國公使。
 
那他對中國的哲學觀又是什麼呢?莫瑞森對中國國內政治的關心,是完全依附在他的帝國主義之下,他從沒想過要去瞭解中國人的觀點,也沒察覺到中國知識份子意 識型態的改變正在醞釀發酵著。所以他會對發生在其有生之年裡中國的那兩次大騷動─西元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事件、西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感到震驚不已。
 
大體 上,他不覺得革命是危險的,也不覺得有其必要性。當然他相信改革:中國的老舊政體是需要現代化、西洋化、英國化,但他相信這些目標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的─ 中國的執政者只要聽從他的建議,改採「立憲方式的政體」來運作就行了。所以他成功地對一連串握有實權的在位者提出了建言:其中有「那個偉大的老女人」慈禧 太后、她繼任者的班底、南方的改革運動者,最終,還有身兼背叛者及大膽的冒險家的袁世凱總統,前者還曾聘雇他擔任其政治顧問。
 
如同莫瑞森所說:本質上,永 遠是樂觀的,永遠期著待即將到來的改革─對於時局的任何變遷,他永遠是以自己的觀點來看待─這個特點所導致的天真理想化,實際上,與政治上的諂媚奉承幾乎 是相差無幾。這個特點也使得他在參與泰晤士報社內的一場人事鬥爭時,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是極易變卦逆轉的。
 
上述的事情是未來式的,當拜克斯初抵北京時,莫瑞森也不過才剛安頓下來,但他已建立起他的知名度並受人敬畏。此時他的政治智慧即使是天真爛漫的,也尚不為 人知。但很清楚地,能彌補他在中國事務上的天真無知的,就是他那具有爆發力的性格,他所建立起收集政情訊息的那些管道之效率,以及他自身觀點的明確和尖 銳,再加上他的運作技巧與操作時的冷血無情。他渴望權力,並深知在哪裡可以找到它,也會毫不退縮地運用必須的手段去得到它。
 
在莫瑞森手下,有另一位同在泰晤士報任職的通訊記者─濮蘭德,在後來的日子裡,他比莫瑞森同拜克斯走得更近。濮蘭德是北愛爾蘭.厄爾斯特省人,西元一八八三年,當他畢業於都柏林的崔尼狄學院(Trinity College)時, 厄爾斯特省的老同鄉─時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羅伯.赫德爵士,提供了他一個在清朝海關稅務司工作的機會:擔任羅伯.赫德的秘書。他在西元一八九六年離開了 這個工作,前往位於上海英國租界,以英國方式運作的「上海自治區委員會」擔任秘書一職。在這裡,他同時身兼泰晤士報於上海的通訊記者,對莫瑞森的幫助很 大。
 
在西元一九零四年,他結束了委員會秘書的職務,轉往一家上海重要的商務公司─中英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此公司代表著英國在中國的重大商業利益,擔任該公司上海代表一職,但仍繼續保有泰晤士報記者的這份兼職工作。
 
不同於緊張兮兮、自我本位又雄心勃勃的莫瑞森,濮蘭德有著親切和藹的容貌,喜愛運動與文學,心胸開闊又善社交,是個高雅又多產的文人。兩人之間個性的差 異,自然導致此二人漸漸彼此不喜歡對方。濮蘭德討厭莫瑞森的傲慢自大、自以為是的自負、無情冷酷的做事方式、不能容忍對手或他人不同意見的獨裁風格;而莫 瑞森不喜歡濮蘭德,卻只因為他可能會是個對手而且很有自己的見解。
 
此外他們也互不贊同對方的政治觀點,所以只要莫瑞森佔據著北京,濮蘭德也只有被侷限在上 海了。他們彼此的互不喜歡並沒有搬上檯面加以公開化,但是只要兩人碰在一起,一定會有麻煩。最終兩人之間的關係緊繃到以中國一地之大,竟會容不下這兩個意 識型態如此激烈對立的強人。
 
濮蘭德終身是個保守派,對於傳統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同情心。在承認莫瑞森的「天分」以及對政治特有的第六感的同時,他厭惡莫瑞森對於社會裡的真實現象缺乏關注,對政治所持的觀點卻顯得獨斷,更不喜歡他那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他也輕視莫瑞森的膚淺─在不懂中國的語文,同時對此地的人民及傳統也沒有一種真心的 關切之情況下,總自以為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很瞭解。
 
濮蘭德自身熟捻中文,因而對於莫瑞森在這方面的無知,常會情不自禁的提及這點。事實上,莫瑞森對泰晤士 報最大的價值,並非來自於他對中國的瞭解,而是來自於他對於同在中國的其他那些帝國強權的計畫目標的洞悉能力。在英國,中國本身不是新聞,但列強諸國在中國的鯨吞蠶食卻是新聞。
 
另一方面,濮蘭德最主要是對中國這個國家本身感到興趣,而其觀點也與莫瑞森的迥然不同。身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及中國的友人,他對帝國列強在政治上所謂的「精 彩遊戲」更是強烈反對:他崇尚早期西歐諸國與中國和平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他樂見的是「英俄協議」,而不是有利於英國的日俄戰爭,他會向莫瑞森抗議 說:「畢竟我們到中國來的首要是貿易經商,而不是在北京對俄國或德國外交官取得勝利。」
 
道德上,他對帝國主義強權的蠻橫,那些在中國自稱是文明國家的諸國 之惡劣行徑,深感厭惡。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是英國與其他帝國強權在對中國掠奪利益競爭時取得的勝利,這些利益皆是由腐敗的滿清官員所經手拱讓的。他希望看 到的是中國政權內部的改革,他說:「我們是在中國,不是在德國,主要會影響我們和我們的貿易商務的是它的政策和作法。」
莫瑞森似乎反駁說:「如果我們能擊敗日本和德國,我們就可以照我們的方式來做─要求朝廷來遵照辦理改革。」
 
但是濮蘭德不同意他這種天真的樂觀看法。莫瑞森 認為中國很適合採用立憲政體的這種想法,在他看來更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濮藍德深信古老的中國帝制政權結構絕非僅經由一個政治上的決定,即可在一夕間完成改 革,任何真正的改造都需經過徹底的變動─或許是一場會修正或甚至終結政治主體的革命。
 
整體而言,或許天生就有些悲觀,他覺得這場革命會結束政治主體─這個 目前現存的政權形式,也相信最後勝出的政權繼承者,不會是位處南方城市裡,已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生活,也不瞭解中國傳統,又已西化過的那些中國人。他不相信 所謂「中國長期的西化」:他認為中國總是可以熬過外國的干預和影響,至於想將外來的異國思想強加諸於一個獨立文明古國的那些傳教士和西方理想家,他對他們 感到不恥。
 
他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它那信奉基督教的領導者─孫逸仙和蔣介石。他把孫逸仙看成是個追逐私利的江湖術士,把他的「三民主義」當成欺騙外國人的 幌子,沒有中國人會把它當回事來認真看待。當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他又認為它是個腐敗的政權,注定遲早會被一個在農業社會中重新興起的君主帝制政體所取代。
 
但他最看不起的是查塔姆社 (Chatham House,又名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為倫敦富影響力的智庫)裡的那批高傲又無骨氣的自由派人士─外交部的思想學校裡那些多愁善感的國際主義者。在一九三零年代,他們堅持將中國國民黨視為,經由他們的協助,將會獲得他們自由派優點及理想的一個西方自由派政黨。就這點,他最討厭的有羅伯‧些西勳爵(Lord Robert Cecil)、萊諾‧克蒂斯(Lionel Curtis)及阿諾‧土恩比(Arnold Toynbee)。
 
濮蘭德的想法終其一身不曾改變,一九三零年代身在歐洲的他,依舊輕視那些自由派的英國保守人士,主要是因為他們所共同持有的想法─以為全世界的人最終都是 在追求同他們一樣的理想,也會因而獲得救贖。英國自由派保守人士因而認為應該,同時也能夠姑息希特勒並對他做出讓步。
 
在他的晚年,他是個反對姑息主義的積 極宣揚者,他認為英國的政治作家都是沒有真正研讀過納粹主義的基礎理論而在裝懂,他對他們的鄙視,就如同當年他瞧不起不懂中文卻裝成很瞭解中國的莫瑞森那 般。他甚至呼籲發行一本完整未經刪減的版本的「我的奮鬥」(Mein Kamph,希特勒的著作,內容為宣傳納粹主義)。
 
莫瑞森和濮蘭德將在拜克斯的一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兩人會因搶著當他的庇護人而成為競爭對手,也會因爭取獨佔著他來為自己效力而激烈爭吵。他們之間的 對立始終激烈,有時候甚至到了不講道義的地步。他們彼此厭惡對方,但撇開對個人的反感不提,他們互相之間的憎恨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彼此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莫瑞森認為,中國只有憑藉著傳教士、資本家、民主人士,在英國的影響力下進行西化才有救。濮蘭德則認為西化會失敗,相信中國應該,也必須重申自己的主權,必 須重新找回自己的歷史定位並在該基礎上重新改造。
 
現在來評斷兩人的對錯沒有任何好處,就某個層面來看,事實證明他們兩個都錯了,他們的主張都太過於專斷。對於那些在中國南方城市,受過傳教訓練信奉基督教 的西化過的中國人,是無法強迫廣大的農業社會去接受他們的方案,就這點而言,濮蘭德這樣的臆測是對的。當新國家建立時,執政的政權民意基礎不夠寬廣而且貪污腐敗,無法解決其面對的問題,他這樣的看法也是正確的。
 
但取而代之的「以農業社會為根基的的君主政體」,即使不採用西方的政治架構或觀念,也是接受了西 方的技術,關於這點,諸如莫瑞森等西方人的看法卻是對的。西化,其實只不過是邁向嶄新的「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過渡階段罷了。
 
莫瑞森隻身待在北京,終日面對著中國政局瞬息萬變的精彩變化,卻因自身無法閱讀中文以從文字敘述當中做求證補強的工作而心中暗暗叫苦,此時剛抵達本地的拜 克斯,對他而言無異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在西元一八九九年初,我們發現他已在為莫瑞森工作:拜克斯為他閱覽中文報紙、翻譯中國官方的文件公告,因而拜克斯從 這其中汲取瞭解到有關中國政治及通俗習性的知識及竅門。
 
他似乎是住在城裡離莫瑞森不遠之處,全心盡力地為他工作著。西元一八九九年四月,他遭遇了一次此生 似乎還會常碰到的意外─他被一隻狗給咬了,他和莫瑞森都認為那是隻瘋狗。莫瑞森於是把他送往上海,還寫了封介紹函讓他帶著去給濮蘭德,請濮蘭德帶他去找在 上海的一位英國醫師─史丹立。就這樣,拜克斯第一次見到了他未來合作的伙伴。
 
在介紹函裡,莫瑞森這樣形容拜克斯:「一個貴格會教徒家庭出身的紳士,父親是資深的銀行家兼下議院的議員,是達靈頓皮斯家族(Peases)及 其他貴格家族成員的親戚...一個很有天分的人,能聽說讀寫現代希臘文及俄文,此外還通曉三千個中文漢字。見識淵博,我很愛慕他。只要清朝海關稅務司一有 職缺,他將會是第一個遞補進去的。為人極為謙遜。」
 
的確,德蒙.拜克斯是謙遜有加,但終其一生,他所寫的信函有比謙卑更強之處。他的謙卑,有種奇特的功 能,往往會激起比他強勢的人產生保護他的衝動。但這謙遜也有負面之處: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種阿諛奉承,也可能是他性格中較不討喜的地方,或者是他性格中更真實的一面的一種掩飾。
 
在上海,濮蘭德照顧了拜克斯,但沒有帶他去看史丹立醫師,因為前一個由史丹立醫師所診治過的狂犬病患,後來悲慘地死去了。拜克斯回到北京後,對濮蘭德的照 顧深表感激,莫瑞森對他的歸來更是熱情地歡迎,認為他是個大好人,一個傑出而忠誠的語言學家,對他而言是個稀寶,也急於據為己用。
 
隔年,當義和團事件爆發之際,拜克斯人仍在北京替莫瑞森工作。他也身處於被包圍在使館區的眾洋人裡,但他在同僚記憶所及,似乎沒有什麼作為。一個認識他的 同伴說:我懷疑當時他曾幫過誰,我聽說他還曾試著射殺他的士官長─又是一個他此生似乎會常碰到的意外。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任何有關於他的可循之跡,直 到解圍的聯軍進入北京城裡並佔據了該城,當時拜克斯參與了掠奪:他威脅中國平民百姓將財物交出,否則將告發他們為拳民亂匪。當俄國人逮捕拜克斯時,其主要 罪名不太可能是因為掠奪,因為俄國人自己也正興高采烈地忙著到處參與打劫和搬空頤和園裡的財物。
 
拜克斯的罪名,應該是踩在他們的地盤上做買賣:他當時暫住 在王府井大街(歐洲人因那住了個名人而將之稱為莫瑞森街)的一間四合院,此時這條街正被俄國軍隊所管轄著。他在被釋放後,決定搬要到英國的管轄區內,在京城禁區裡,他取得許可去佔據清朝官員景善的部分房舍。在那裡,他又找到了一個劫掠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卻是一個又長又曲折的故事的開始。
 
對於打劫一事,我們在莫瑞森對事實所做的紀錄裡找不到任何的反證。濮蘭德也在事後寫道:各國的全權公使、海關成員、記者甚至傳教士,每個人都參與了這場狩 獵,識貨的人甚至直接登堂入室,闖進滿州富人或著名瓷器玉器收藏者的家中去搜刮。如果莫瑞森在這場掠奪中,相對地做得不是那麼成功的話,那是因為之前他在 參與防衛使館區時,因防守位置過於暴露,使得他的大腿受到了槍傷,因而使得他的行動不是那麼方便。
 
他在事後曾酸溜溜地抱怨著自己這個不適時的行動不便:要 不是這樣,以他對本地所具有的獨特瞭解,說不定會比任何行家都有著更豐碩的戰利品。然而他還是設法取得了些宮廷著名的遺物,當中有一件原本是置於慈禧太后 寢宮裡以玉石製作的祈禱書。
 
不過如果說莫瑞森的槍傷讓他在這次掠奪中錯失了個大好機會的話,那麼使館遭到圍困卻帶了給他一些間接的利益。在英國一度曾謠傳,使館區已完全淪陷而所有防 衛抵禦者皆遭到殺害。而如他自己在事後所談及的,泰晤士報因而為他刊登出一篇對他盛讚有加的訃文,但當此事過後卻證實他並沒有死時,報社只得給他加薪而且 再也不能開除他。尤其是那篇訃文的作者提到:「他那超凡入聖的斷力,在一片他自己常形容為「充滿謊言」的氣氛裡,總是能從不失誤而精準地分辨出諸事的真 偽。」我們往後依序將在特定的時機裡看到這個「特殊的判斷力」的例證。
 
當這一切都過去,北京又恢復了往昔的秩序之時,拜克斯已恰如其份地扮演著莫瑞森的翻譯者。他們會在一起的熬夜到很晚,拜克斯將中文原稿翻譯成英文,再由莫 瑞森編輯成新聞稿發送出去。此時兩人的關係誠摯而親愛。在拜克斯寫給莫瑞森的信件中透露著一種真誠的忠實。
 
他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寫道: 「你是如此地樂於見到我,使得我想離開你似乎是不可能的。」隔年他又寫道:「非常遺憾在離去前沒再見到你,無法當面感謝你對我好意以及在困難時所不吝給我 的協助。」在西元一九零五年,他寫著:「沒有人會像你對朋友這般地慷慨。」
 
在莫瑞森的庇護之下,生活順遂的拜克斯,開始發覺自己遁世的傾向,並繼續鑽研增 進自己的各種外語能力。莫瑞森在西元一九零四年九月寫給濮蘭德的信中提到:「拜克斯現在已能說非常流利的蒙古語,很快地也將能聽說讀寫滿州語了。在北京沒 有人能像他那樣輕鬆自在地來翻譯中文。」
 
莫瑞森並不是唯一在北京運用拜克斯的傑出語言才能的人。在鎮壓義和團叛亂一開始沒多久,英國公使克勞德‧麥當勞爵士就被從北京召回英國去了,這毫無疑問是 一個有其必要的外交調動─麥當勞爵士在保衛使館區一役裡的表見相當傑出,在事後安排處理掠奪品的拍賣事項上也是不遑多讓,這使得讓他繼續留在北京擔任全權公使,來面對從西安回來的太后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安排。
 
因此英國政府在遠東區的公使們之間,做了個巧妙的輪調─把麥當勞爵士從北京調到日本東京去擔任公 使,而讓原本在東京的公使恩尼斯‧莎陶爵士(Sir Ernest Satow)前來北京替換他。莎陶爵士是個學者同時也是個外交官,本身精通日文和中文。他在北京前後待了六年,而很顯然地在這六年裡,拜克斯曾受僱於他,幫英國使館翻譯過些文件,偶而也擔任英軍的通譯工作,但他的主要東家還是莫瑞森。
 
拜克斯替莫瑞森工作似乎是沒有酬勞的,莫瑞森是他的東家,卻不是雇主,他們之間彷彿有種彼此的欽慕。此外,或許要歸功於莫瑞森的幫忙,拜克斯此時在北京有份工作。西元一九零一年,他受聘於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北京大學的前身), 它是「百日維新」唯一倖存的成果,他在那裡擔任文學及法律的教授─這是份兼職的工作,課業份量也不重,但是這證明聘僱了他的中國政府顯然是認定他是個具有足夠資格來講授這兩個科目的學者。
 
對於文學,他自然是飽讀無疑,至於法律,他或許已具有該知識或者是靠著熟背足夠的法律知識來應付課堂上的需要。這所新成 立的大學主要的目的,是開立並傳授當時中國人很少接觸的一些西方學術科目的課程,諸如:法律及制度,而在當時,這些科目的合格師資本來就很難找得到。
 
身為 一個通曉中文的外國學者,拜克斯自然是個不錯的人選─他能授課,而且人就在北京,而想把他留在北京的莫瑞森自然更是大力地推薦。此一職務他總共擔任了十 年,其中的情形的好壞我們無從得知─因為京師大學堂時期的文件早已經無法獲尋,至少從西方的觀點看來是如此。
 
西元一九零五年,莫瑞森到英國旅行,拜克斯為他分別寫了介紹函給他父親及妹妹佛萊雷夫人(Lady Findlay)。 對他父親強納森.拜克斯爵士而言,莫瑞森無疑是扮演著和平特使的角色,前來告知他那荒唐浪蕩的兒子埃德蒙已經痛改前非並安頓下來了。
 
而當見到了始終對那位 遠走他鄉的兄長有著一份摯愛的妹妹佛萊雷夫人時,莫瑞森則為他傳達了些私人的口信。莫瑞森功德圓滿地達成任務,在他從倫敦寫給拜克斯的信中,他寫道:「強 納森爵士以無以復加的熱誠接待了我,我也很高興看到他對你的關愛是如此地真誠。他寫信謝謝我對你提供了可以信賴的善意,而我回信告訴他,你為了回報我,也 幫我做那些了我絕不會忘記的翻譯工作,對此讓我和泰晤士報都深為感激。我想我已告訴了你父親那些你希望我會說的話,我還告訴他,你應該在北京買棟房子,一 萬兩千英鎊應該是夠讓你買間適合的房子了。」他還說:「我很希望在新冊封的貴族名單中,看到你父親的名字。不過很確定地,他遲早會被冊封的。(英國封爵制度分為貴族和平民兩種,強納森是平民封爵,並非貴族)」而以我們所瞭解的埃德蒙.拜克斯,他會喜歡莫瑞斯這樣說的。
 
回到了北京,莫瑞森收到了強納森爵士寫給他的一封信,表示他對他的兒子是個正面的影響,他寫道:「我聽到一些有關於埃德蒙實際情況的敘述,他似乎依然無法 承擔去從事任何固定的正職工作。我仰賴你依舊善意地給他持續的指引。」然而,莫瑞森對他所曾提及到的,關於買房子的一萬兩千英鎊的那個暗示,卻似乎沒有任 何結果,強納森爵士關愛的真誠顯然並沒有到達那個地步。
 
莫瑞森繼續引導著拜克斯,運用來他翻譯文件及打探消息,也利用著他鑑定中國藝術品的專長。西元一九零五年十二月,當莫瑞森人還在英國,拜克斯寫信向他宣告 了一個自己重大的採買:他說他剛透過中間商,從山西一戶窮困人家的手裡,買到一幅很有意思的軸捲:那是一幅唐朝著名的和尚書法家懷素的草書作品,連當代的 大詩人李白都渴望得到他的作品。他還說這是西元七百四十六年的作品,價值不菲。
 
是他花了不少錢在北京的市集買到的....他的陳述又挑起了莫瑞森的胃口, 於是答應要出錢合夥來購買它。後來,莫瑞森又加錢給了拜克斯,從他手裡把這作品買斷,成為這幅珍貴的書法作品的唯一主人。由於這幅作品的下落從此就再也沒 聽聞過,所以我們無法得知更多關於它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段情節牢記心中,因為「珍貴的卷冊」、「草書」和「合夥購買古董」這些等等在往後的故事裡將 很快就會再度出現的。
 
由於這樣的引導和合作關係,拜克斯繼續向莫瑞森以一種近似虛假奉承的方式表達著對他的感激。西元一九零六年,拜克斯回到英國,在一位英國醫生的伴隨下去旅行。他告訴莫瑞森:「科肯醫師好心的陪伴我,因為我有心臟病,需要持續的治療。」(各種嚴重的疾病─通常都是幻想所虛構的,那是拜克斯的併發症狀之一。)他 又說:「我希望有天我能夠回去,無論如何,你對我的盛情善意,我都永遠會感激不忘記。」
 
當然,他很快就回到北京去了,渴望著「把握時間為你翻譯那些有趣的 文件,就像我們一起翻譯西藏宣言時那樣」。當有次莫瑞森從國外回來並找到拜克斯時,他顯得非常高興。他寫道:「我真的很感激你那高尚而從不讓我失望的善 意,你才剛回到北京,就擱下手邊那麼多等著你去處理的重要事情,再次對我伸出援手,來幫我解決我的困難,我的感受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上述是發生在西元一 九零八年的事,請記住這段感情豐富的話語,做為往後拜克斯對於他是如何被莫瑞森無情地利用所做的那番陳述的一個對照。在當時拜克斯似乎不覺得他是被利用 的,如果他覺得是,那麼他的言語顯然是有效地在遮掩著他內心的感受。
 
然而,這一切很快就要改變了。西元一九零八年,一個新的關係使拜克斯對莫瑞森原本所具有的單純的忠誠蒙上了陰影。在西元一九零七年,當莫瑞森出國的時候, 濮蘭德從上海搬到了北京,因為莫瑞森可能將躍升為泰晤士報中國區主任通訊記者,從此刻起,濮蘭德開始代理他原來駐北京通訊記者的那個職務空缺。
 
一向需依賴 別人的拜克斯,後來便逐漸轉變成依靠於他。自從西元一八九九年拜克斯被一隻當時被認定為是瘋狗的狗咬了以後,是發生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十一月的那些事情,促 使他們兩人首次有了碰面的機會。在這個月份裡,慈禧太后的長期執政結束了,它的結束就如同它的開始及整個統治過程期間那般,也是同樣地精彩無比:整個事件 籠罩在謀殺的黑暗疑雲裡,而其結果也是非常地戲劇化,然而這個她個人又一次的小小勝利,卻是以她不幸的國家來做為代價。
 
太后已年衰老邁,她的統治期之結束並不會令人感到驚訝,但是有誰能預料得到在她死後的時局變化及政治演變?她在位操控了中國的政治長達四十六年之久,她的 長期執政,雖然其間紛擾不斷,至少證明了她過人的生存能力。在這四十六年裡,她廢立了數個傀儡皇帝,從連番的宮廷爭鬥中勝出,眼看著所有的對手一一消失。
 
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名義上的皇帝還是光緒,而他的那場「百日維新」卻早在十年前就被殘酷地徹底推翻。這十年來還是慈禧和她的宮廷宦官們在掌權,忍受著在義 和團事件裡她曾挑戰過的那些在取得軍事勝利後,竟找不到可用以替代她這個腐敗而殘弱的君主政體的外國強權。在她掌政的最後一段期間裡,她的確是對現代化做 出了些讓步:她開放了原本封閉的宮廷,並對不久前才極力反對的改革一事,做了些口頭上的提倡鼓吹。
 
不久之前才被包圍在使館區裡,終日擔心著朝不保夕的那些 西方外交官及其配偶們,此時竟被邀請入宮作客。一位美國女士還被獲准幫慈禧畫人像,以便能拿回美國聖路易參展。流行書刊開始更正以前敵對的印象,原本對她 那惡貫滿盈的邪惡印象也被一種因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所烘托出的高雅年長的神韻所取代了。而依據宮廷的例律,她的死亡將使得長年被她幽禁起來的光緒皇帝得以重 新復出掌權。
 
事實上,他卻從沒能重登龍位。十一月十三日,慈禧太后,考量到光緒的不知名疾病和自己的年事已高,所以為未來做了更進一步的防範:她宣布了皇帝死後的繼承 人。這位新的皇位繼承人是皇帝年幼的姪子浦儀,而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則是光緒皇帝的弟弟,是她所指定的攝政王。第二天,光緒皇帝的死訊就發佈了,只相隔了 一天,太后自己也突然地死了。
 
一個奇特而怪異的巧合,奇特到很難令人相信這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傳言說:太后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為了阻止已成年的皇帝繼承 王位,故冊立了幼兒為帝以便自己能繼續攝政,即使她死了,她的族人仍可接替:新的攝政王是她的外甥,而那位她已授予特權的新太后─隆裕太后(慈禧太后之弟都統桂祥的女兒)是她的外甥女。
 
如此一來,在她政治上所做的這一切安排已經是盡可能地要確保自己的族人─葉赫那拉氏族人將能夠繼續統治著中國的這個帝國。但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帝國的壽命可會比這些安排來得更為長久?
 
這一連串戲劇化的死亡及所引發的有趣政治牽連,自然引起了在北京的那些西方觀察家們的極大興趣去做探索。當然,在倫敦泰晤士報總部裡的總編輯,更是渴望能 獲得自己報社內那位「奇特的先知」─莫瑞森醫師所做的權威性之翻譯報導。莫瑞森想必也是同樣著急想提供這篇報導,來彌補先前當讓他始料未及的義和團事件發 生時,錯過即時報導的不快。但是何耐,再一次他又被抓到在打混摸魚:歸咎於一個極其不幸的機緣,當皇帝及太后過世時,他人又不在北京。
 
這都是由於他的運動嗜好所致─諷刺的是,他似乎已經瞭解到這點。六個月前,莫瑞森去了趟獵鳥探險之旅,在離開北京前,他要求濮蘭德:在他不在的期間,如果 發生任何戲劇化的情況時,千萬要暫代他的工作。濮蘭德答應了他,並寫道:「安心地去吧,我會在這裡待命上好些日子,如果老佛爺快要死了或是有其他有趣的事情發生,我會讓泰晤士報知道的。
我祝你獵得上百隻的鷂,而不會曬到中暑。」
 
事實上,那一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這一次,在命運巧妙的安排下,同樣的狀況又發生了。莫瑞森又離開一個星期到黃河沿岸某地去獵鳥,就在這個時候,老佛爺真的死了,皇帝同時也死了。當莫瑞森趕回來時,這一切都已成為了過去,更慘的是,這一次濮蘭德卻是急得一點都沒有辦法來幫他。濮蘭德人是在北京,但是就那麼巧,他正高燒臥病在床動彈不得。然而,在這個危急之際,他曉得該怎麼做,他向在北京最要好的一個友人─范奇勳爵(Lord ffrench)求助。
 
范奇勳爵是個剛來北京的愛爾蘭貴族,在一家英國鐵路建築公司─寶靈公司(Pauling & Company)擔任此地的總代表。他的到來正是「特許權之爭」最新發展的一個結果─為了抑止日本對滿州的滲透,中國政府特許英美兩國聯手在滿州建造一條名為法庫滿(Fakumen)的鐵路。牽扯在這其中的金融公司有家叫摩根‧哈利曼集團(Morgan Harriman Group),它的代表是位年輕的美國人─威樂‧史贅特(Willard Straight)。
 
史贅特最早先在羅伯.赫德爵士手下的清朝海關稅務司工作,後來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過路透社的通訊記者,自西元一九零六年至零八年這段期間,改任美國駐瀋 陽的總領事。他同樸蘭德成了好朋友,此時他正著手在幫樸蘭德為一本日後將提獻給他的書「中國屋船的歲月」做插圖。和樸蘭德一樣,史贅特希望幫助中國免於受到日本及俄國的瓜分,而英美合作在滿州建造鐵路的計畫,正是為這個目的而設計的。
 
此時寶靈公司負責鐵道的建設,自然為日本人所厭惡。范奇很快就跟樸蘭德熟 捻,於是樸蘭德、范奇、史贅特三人變成了緊密的好友。范奇不久也認識了拜克斯,在一週前,兩人還一起去買西藏的聖書來當為投資。所以當面對太后和皇帝過 世,莫瑞森不在北京,而自己又病臥在床的緊急情況時,濮蘭德要范奇趕緊去把拜克斯找來。在這所有的意外都湊在一起的時刻,也只有拜克斯─那位莫瑞森的專 家,莫瑞森那麼多篇通訊稿幕後的真正作者,才能夠挽救泰晤士報的信譽名聲了。
 
拜克斯趕來了,也答應要幫忙。樸蘭德後來寫道:他協助的價值真是無可衡量的,拜克斯運用他對中國禮節的熟悉以及對宮廷儀式的瞭解,他能夠撰寫整篇的報導, 或者至少是幫忙稿擬。」在那段最艱辛的日子裡,拜克斯一直陪伴在濮蘭德身邊。「拜克斯給了我最有用處的幫助。」濮蘭德在日記裡寫道:「真的是很好的一個 人,不過非常的怯懦,不像是個英國人,倒更像是個典型的中國人。」
 
他所需要做的只是把拜克斯的文稿稍做修改潤飾,最後通訊稿卻是以濮蘭德的名義發出,這讓他有種欺世盜名的罪惡感。他對拜克斯的感激實在是無以復加,於是寫了封信回泰晤士報社連名帶姓地讚揚拜克斯。但是拜克斯以他謙遜過頭的天性,總是明確表示反對這種感激。
 
他僅對濮蘭德修改了他所擬的初稿表示感謝,他寫道:「很榮幸能在濮蘭德生病的期間裡照顧他。」拜克斯拒絕任何酬勞:他只要濮蘭德偶而幫他把 已寫好要投稿到雜誌社的一些文稿,稍做潤飾並設法讓它們能被採用刊出。同時,他繼續把文件及翻譯稿送交給濮蘭德,對於提供這些服務,他接受了酬勞的支付。
 
他寫道:「幫朋友做翻譯而收受酬勞,這是個嶄新的經驗。」莫瑞森從未付過他一分錢,但他卻也從不居功。他宣稱:「我提供的僅是骨架,你以你精湛的風格使我 枯燥的紀錄敘述變得生趣盎然,提供了它原來所缺少沒有的部分。」
 
拜克斯和濮蘭德之間著名的合作於是從此展開,在很多面,這是兩個對立的結合。不曉得他們之前合作關係的一位中國醫師,在他們合著的書發表之後,觀察了他們 二人,對於這麼不相配的兩個人竟然會湊在一起而感到異常驚訝。他寫道:「濮蘭德是那種在通商口岸的典型傲慢倔強的英國人,而拜克斯卻看似矢志終身學習、授課來為下一代貢獻的那種牛津大學的夫子學者。」
 
但外表可是會騙人的,而他對這兩人的描述也都不盡公正客觀。濮蘭德儘管看似粗獷而外向,但既不自大也不武 斷:從他的文字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個重視人道又仁慈和藹的人,既使在深深地被激怒的時刻,總還是能以耐心、智慧、關懷來對待他那位性情反覆無常的伙伴。至 於拜克斯對下一代的學術貢獻,我們在後面會有機會來思考這個題目。在拜克斯所有的人際關係當中,他同濮蘭德的友誼,自慈禧太后逝世開始,維繫最久。
 
他在太后死後不久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寫著:「我不禁這麼想,慈禧的死,儘管在許多方面是令人悲傷的,但對我而言,卻是件好運的事,因為它帶給了我一個榮幸的機會 能認識你。」他們的共同朋友范奇勳爵和他的公司寶靈公司,也讓他們的關係更形密切─身為一家在中國業務繁忙的公司的領導人,范奇勳爵需要有個中國通能幫忙,在他同當地人打交道時做口譯的工作並翻譯文件,同時也需要有個瞭解中國政局或是能提供相關資訊的人。拜克斯精通翻譯,同時他有(或者是宣稱有)管 道可打探消息。
 
幾乎是在慈禧剛一過世之後,我們就發現拜克斯私下在為范奇工作,幫他翻譯文件並提供從朋友或從高層不具名的來源那裡打探來的內幕消息。在所 謂的高層之友人當中,其中一位就是梁士詒,他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的政經要員,曾任鐵路總文案、郵傳部京漢等五鐵路提調、交通銀行幫理、鐵路總局局長,他對 英國寶靈公司裡的鐵路理事長這個職位很感興趣。西元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拜克斯告訴范奇說梁士詒給他一封信深表感激並隨函附送了一本稀有的書做為贈 禮,藉此證明他與梁士詒的關係匪淺,還將這封信的翻譯稿給了范奇。
 
另一位這樣的高層友人─是軍機大臣徐世昌(西元一九一一年任內閣協理大臣),他的政治份量就顯然來得重多了。往後我們還會聽到更多次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們在往後的幾年裡,注定在中國的政治上及拜克斯的故事裡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撇開這些著名的公開政治人物不提,拜克斯是依靠一位被他說成「拜克斯的朋友」、「拜克斯的好友」、「拜克斯的密探」等稱呼的不知名之通報者,此人長期提供 消息,他在宮廷中顯然地位崇高:因為他能通報有關於政治、謀略及貪腐等的最隱密的資訊詳情。由於范奇在策略上必須能勝過其他同樣想在蒙古及滿州建造鐵路的 外國合約包商,尤其是詭計多端的日本人,這些每天的例行報告對他尤其顯得是很有助益。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尾,范奇乾脆建議寶靈公司應該讓他雇用拜克斯擔任正職的員工。
 
公司同意了,而即刻地,范奇馬上就能向總公司報告有關能接近中國政權核心的一個新突破。他寫道:「拜克斯受邀去參加一些滿州人的晚宴,席中有些是此間赫赫 有名的人物:聽聽他們的談論將是非常有趣的事。」從此以後,從「拜克斯的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所做成的報告書變得更為厚重,來得又非常快速,范奇被告知了 有關軍機處的辯論、中國政客間的內鬥、日本人的陰謀以及阻礙著那些重大合約進展的原因。范奇有一次在報告中寫道:「拜克斯的朋友將合約的延遲歸咎於受到不 喜歡張某的梁某唆使所致。」
 
另一回他寫道:「拜克斯的朋友說,宮廷中情況非常混亂因而深感憂慮,他要拜克斯過去見他。我覺得年幼的小皇帝快撐不下去了。」 又一回他又寫道:「拜克斯過來我這裡前,才剛見過他的朋友,他朋友向他保證,張某已告訴攝政王,他確定會在幾天裡透過橫濱貨幣銀行安排款項。」「根據拜克斯的朋友所言,攝政王已向拜克斯索取一份滿州地圖,應該是想對合適的鐵路位置做些研究」…
 
就這樣,拜克斯透過他這位匿名的朋友,已逐漸地將自己 置身於宮廷的秘密會議之中。而就對寶靈公司的利益而言,范奇寫道:「一直以來,除了日期和一些小細節之外,其餘的都讓拜克斯的朋友給說中了。」
 
拜克斯和范奇之間的交易,身為范奇最要好的朋友兼盟友的濮蘭德當然都知道,而事實上我們也是從濮蘭德的信件中得知前二者的關係的。但是拜克斯非常焦慮,深 怕莫瑞森知道此事,而他似乎對拜克斯有種無可抗拒的影響力,並曾宣稱他對拜克斯所做的一切有獨佔的專利權。
 
在西元一九零九年二月,拜克斯寫給濮蘭德的信中,寫道:「我非常擔心我們那位著名的朋友,名字我就不提了(他現在人不在北京),千萬可不要讓他知道我為范奇勳爵所做的事情。」有一次,他甚至禁止范奇對濮蘭德提起任何事情,深怕風聲走漏而讓可畏的莫瑞森知道。
 
在同一時期,拜克斯顯然偶爾也替威樂‧史贅特和他集團所屬的那些美國銀行家們工作。史贅特雇用他來協助自己和中國人溝通。拜克斯願不願意讓莫瑞森知道他在 為史贅特工作,這件事我們並不清楚,或許他也是不願意的。此時,史贅特、范奇和濮蘭德三人和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莫瑞森則是孤芳自賞地一個人活在他的世 界裡著。
 
在莫瑞森人不在北京的這段日子裡,拜克斯顯然逐漸找到了自由─或者至少是找到可依靠的替代對象。在對濮蘭德提供消息有些日子之後,他朝這個方向繼續邁進著。濮蘭德似乎建議他們應該合作,這次不是寫一篇文章,而是寫一本關於慈禧太后的書。由身為一個從業記者兼作家的濮蘭德負責籌畫這本書,而做為學者的拜克 斯,則來提供史料記錄的相關素材。拜克斯熱切地回應了這個提議,他說,他已經擁有「從慈禧的幼子─同治皇帝登基和肅順計畫宮廷陰謀」那個時期開始以來的足 夠資料,這些都是讓慈禧開始能握有中國實權的史料。
 
他給濮蘭德的信裡寫道:「如果你有時間來編排敘述,那麼我可以提供這些資料的翻譯稿,同時還有一些奇聞 軼事,讓你以你的風格來來豐潤它們。」尤其,拜克斯還可以提供一本非常有趣的私人日記,內容為個人在義和團事件期間所記載的詳細紀錄,就憑這內容可以在這 書裡獨立成為一或兩個章節。但是濮蘭德,身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必須負責找出版商,這點拜克斯自己可是做不來的。
 
濮蘭德對這個計畫感到很高興,立刻回信給拜克斯明確表示他非常驕傲能和他共同開展這樣的一個合作事業。這件事讓他有機會回報拜克斯上次幫他撰寫那些太后的 文章─這次合作,他把自己定位為是拜克斯作品的編輯者和呈現者:「這一次我不會在你的作品裡居功─在有這個明確的理解的前提下,我將很高興地加入。我將會 很單純只是個做記述工作的人。」
 
同時他對拜克斯加入幾個日記的章節的這個提議也表示歡迎。甚至,在某些考量下,他覺得這本日記可以構成整本書的重點核心, 此時他在腦海裡已經圍繞著它開始構思著了。拜克斯願意從事這個計畫,但他提出一個條件:他分別為范奇和濮蘭德兩人工作的事,絕不能讓莫瑞森知道。拜克斯解 釋說,雖然莫瑞森過去是如此令人厭惡地對待他,但是自己仍是畏懼他將會有的憤怒─若他知道自己膽敢獨自為除了他以外的人工作。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合作達成了協議。濮蘭德立刻寫了封信給倫敦的出版商愛德華‧阿諾(Edward Arnold), 阿諾之前才剛替濮蘭德出版了新書「中國屋船的歲月」。濮蘭德寫道:「我正準備和一位著名的中文學者合作著書,他擁有很特別的資料來源及許多奇特的史料,涵 蓋了已故的慈禧太后的一生,我們打算為中國歷史上許多誨暗不明的事件帶來一絲曙光。這本書大約是四百頁並附上插圖,我們希望最晚在這個秋天或冬天把它給完 成。我的伙伴是個用功苦讀多年的人,我扮演的角色只是校訂和潤飾文采讓它更生動罷了。你應該不會再碰到像我上次的新書那般的拖延…」
 
這本書的整個準備過程裡,濮蘭德總是堅持他僅僅是拜克斯所翻譯的文稿的編輯人。一元一九一零年一月,在他寫給拜克斯的信裡,寫道:「我們將會完成一本好書,但這完完 全全是你的作品。」而且他希望在書的首頁,拜克斯的名字擺在他的名字之前:他相信這麼做才會更有禮貌也更合宜。
 
濮蘭德聲稱自己只是拜克斯文稿的編輯者,他這樣做對嗎?後來,在這本書出版後所發生的爭論中,濮蘭德陳述說:本書的靈感是來自於他,把這本書架構圍繞在拜 克斯所發現的中文日記的這個想法也是來自於他,而負責聯繫、安排出版發行等所有的這些麻煩瑣事的也是他─對於這些陳述,拜克斯也都坦承不誨。
 
事實上,運用 聰明才智,依據拜克斯提供的翻譯後的素材,創造出這本書的人是濮蘭德。但毫無疑問地,素材是拜克斯所提供的。他收集了宮廷的公告及其他文件,將它們翻譯成 英文,並且對內容的真實性做了擔保。他寫道:「手稿裡的每一則陳述都是有憑有據的:有幾則是口述相傳的,但大多數都有書面文字記載可供查閱的。」
 
換句話 說,這次的創作是個缺一不可─不折不扣的合夥關係:沒有拜克斯,就拿不到這些素材;沒有濮蘭德,這些素材就不會被塑造成一本書。
 
就這樣,他們展開了合作:一個將使得濮蘭德及拜克斯二人在西方的漢學界及文學界成名的合夥關係。這個合夥關係將產生兩本著名的作品以及許多的爭論─一些兩位作者在有生之年都無法擺脫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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