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歷史學家 The Historian


一旦合作關係確立,拜克斯就立即著手開始工作,而且還做得很快。到西元一九零九年的四月底,他已頗有進展,此時,他決定要回一趟倫敦。他告訴濮蘭德:「如果范奇同意的話,我打算在兩個星期後的今天出發。」
 
他打算親自去拜訪愛德華‧阿諾─未來該書可能的出版商。濮蘭德為了安排他的造訪而寫信給阿諾,他在信裡 解釋道:「拜克斯是個害羞又神經質的人,平時非常畏懼出版商和商人,此人深受宋代早期的哲學態度影響。但或許你可以試著邀他見個面,藉機看看作品的樣本, 相信它會讓你深受感動的。」
 
很遺憾地,阿諾是看到的作品樣本,但並沒有讓他有所感動,甚至是濮蘭德所謂的「最有歷史價值的真實記錄」─景善的日記,也沒能讓他感到興奮。他委婉地拒絕了出版這本書,因此,濮蘭德告訴拜克斯帶著它去找另一位出版商─約翰‧莫瑞(John Murray)。
 
他起先對此書很感興趣,對景善日記的部分尤其是印象深刻,他告訴濮蘭德:他同他父親對此書都感到非常有趣,並相信就僅靠著日記這部分,該書應該就可以賣得 很好。但是到後來,約翰‧莫瑞也冷淡了下來,在隔年的四月,當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濮蘭德將它交給了一位出版仲介商,而這位仲介商把這部作品呈給了威廉‧海納曼(William Heinemann),而很快地仲介商就從海納曼那裡得到了他對濮蘭德所開的相關條件的允諾。仲介商說:光憑著那日記的強度,威廉‧海納曼就願意答應那些條件了。
 
這本日記在本書的創作及銷售裡,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後來被長期熱烈爭辯的核心,所以我們不得不在這裡談談它。拜克斯給這本日記取的個名字叫做「景善閣下的日記」(The Diary of His Excellency Ching-shan')。
 
日記的作者─景善,是個滿州學者,出身於一個與慈禧太后及當朝權貴有親戚關係的皇室家族。因此,濮蘭德及拜克斯這樣寫著:「他有絕佳的機會得知宮廷裡的閒言閒語、各種提議和不同的意見,他能觀察朝廷裡高層官員(滿人、漢人都有)的 一舉一動。是個最接近皇太后的人。」
 
他身為宮廷的內務府大臣,還兼任後來與義和團運動有著極深的牽連的那幾位親王的家庭教師。西元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 當聯軍的部隊已開進北京城內,而慈禧也已逃到了西安之時,景善的妻妾和一位媳婦選擇了自殺,沒過多久,他本人也被自己的不肖子恩昌(En Ch'un)所謀害─把他推進自家院中的一口井裡溺斃,死時得年七十八歲。這個兒子後來因藏匿義和團拳民而被英軍所射殺。
 
景善死後的第三天,根據拜克斯自己的說法,他便搬進了景善的家中居住。之前,我們提過這個搬遷當時的相關背景:即關於拜克斯是如何在俄國的勢力範圍內進行 掠奪而被俄軍所逮捕,因而決定要搬進英國所管轄的區域內並提出了佔用這間房舍的申請之那段經過。他陳述說:到了景善的屋舍裡,他走進他的書房,發現了剛過 世的死者所遺留下的日記,並千鈞一髮之際搶救到它,使它免於遭到那些看守該房屋的錫克教徒士兵放火焚燬,進而將它據為己有。在擁有它之後,他就一直把這本 日記留在身邊長達九年之久。現在,他把挑選過的部分翻譯出來,變成書中的某些章節─沒錯,這正是他這本書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不同的時間點,拜克斯曾敘述過幾次他發現這本日記的經過,有的敘述得較詳細些,有的則是簡略些,但是每次所敘述的內容都是一致吻合的。第一次的敘述是出 現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在他寫給濮蘭德的信裡,他寫道:「那時這本日記已經被錫克教徒士兵從景善書房的內室炕上的一張樟木書桌的抽屜給翻了出來, 紙張散頁被到處凌亂地撒滿在炕上,有些紙已經被錫克教徒警衛拿來做為打包文件或其他的基本用途。景善的書籍和物品被到處散置著,警衛們正忙著在翻尋值錢的 東西。」於是濮蘭德要求他把這段發現日記的經過寫成正式的敘述並將其加插入該書中。對於這個要求,拜克斯真的照著去做了。
 
這一本日記之所以會如此重要,是因為在當時,在宮廷的內部沒有任何文字記錄記載著,在義和團發難並在初期獲得勝利的那段時期裡,這事件對滿清朝廷所造成的 沖擊。無可避免地,當時宮廷裡的意見極為紛歧─相信無論如何都有依循西方模式進行改革之必要的那些人,傾向反對排洋的義和團運動。有些人則是因為作戰策略 上的因素而表示反對,他們相信拳民終至無法獲勝,暴亂只會造成傷害而已。另外一方面,有些政治決策參與者和部分的朝廷大臣,卻相信這些拳民正如同他們自稱 的,是所向無敵的,不然,至少他們有能力或者應會獲得勝利。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個政權飽受改革所威脅的滿清朝廷會支持義和團,其實是還有其他另外原因 的。因為他們寄望這個事件所激起的民間反應和國家意識這兩者的一種相結合,或許真能趕跑洋人,讓這個古老而專制的滿州帝國的壽命再延續上一段時間。對西方 的觀察家們來說,一份能揭露當時滿清宮廷內所做的討論及激辯的紀錄文件,不但對歷史,同時對政治而言,其價值也都是無法衡量的。因為朝廷沒有因此而覆亡, 而西方強權諸國至少仍是同當初曾參與過辯論的那批人在打著交道。
 
例如說,在西元一九零零年之後,軍機大臣榮祿就急於希望自己被眾人視為,在義和團事件的那 段期間裡是個擁洋派的。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個擁洋派的呢?沒有人知道,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的紀錄文件可供依循追溯。就如同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 士(Sir Robert Hart),於義和團事件結束的一年之後,在寫給美國傳教士雅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信中,他寫道:「如果能獲得一份真實而可靠的紀錄,記載著朝廷及北京於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期間裡的一舉一動,那將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事實上,我們都只是在東拼西湊地臆測和推斷著罷了,還沒有得到事實真相,這將是個不會有結果的疑問。」
 
如果赫德早知道有這本景善的日記存在著的話,那他會是多麼地歡喜!因為景善的日記─正是他所感嘆世上無存的那種紀錄文件。日記裡有意無意地透露出,榮祿始 終是個現代化的支持者,也曾想過要避免讓那場對使館區的攻擊發生,同時他還試圖著去阻擋緩和由支持義和團的擁后派所頒佈嗜血的政令。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 拜克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發現了這本日記,當時卻沒有將它交出去(他有義務這樣做), 而就這樣自己抱了九年,這的確是件很不尋常的事。
 
他堅稱他當時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他說,直到他把這本日記拿給濮蘭德和范奇觀看時,看到他們的激動神情,才 瞭解到它的價值,而這已是西元一九零九年的事了。這時,它已失去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因為榮祿早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就死了。但這日記本身依舊是獨特的歷史記 述,也因而帶給了濮蘭德和拜克斯所合著的書,一番新的歷史價值。
 
在這本書的籌備期間,拜克斯將自己已完成翻譯的部分之景善日記中文原稿寄給了當時人在英國的濮蘭德─在莫瑞森的強力施壓之下,濮蘭德此時已被泰晤士報召回 英國去了,雖然在當時情勢還不是很明朗,但事實上,他從此再也沒能回到中國。濮蘭德把這手稿帶到大英博物館,希望所有的學者都能看到它。
 
起先,他建議博物 館將它買下來,但是對方告訴他,館裡沒有這筆預算經費可以來這麼做。於是他把手稿存放在那裡,以方便眾學者們前來確認它的真實性。這手稿在西元一九一零年 的八月被送進了博物館,然後就一直放置在那裡擺到今天現在。
 
著作的合作關係很少是很愉快的,在這次兩人的合夥關係裡,拜克斯和濮蘭德之間也經歷了常見的爭論和不是很嚴重的誤會。但是考量到他們二人彼此個性的差異,以及拜克斯那不易相處的天性(濮蘭德曾請求出版商海涵拜克斯見諒,因為他是個「有些古怪的紳士」), 我們應該對在該書的籌畫期間,兩人在整體上展現的和諧,而不是那些偶爾的分歧,而感到驚訝。這份和諧主要是歸功於濮蘭德在同他的合夥人應對上的手法和耐心。
 
而在拜克斯這邊,則有些問題實在是應要歸咎於他在經濟上的不穩定,而他自己也是這樣地認為。因為即使有著京師大學堂的薪餉、家族從英國寄來的生活津 貼,還有濮蘭德、范奇、史贅特三個人各別定期所給他的酬庸,但是,這些錢財顯然始終還是不夠他花用。有時,他為了找錢而會不顧後果地採用所謂的權宜之計, 他又天生是個滖人,他的權宜之計往往是為他帶來了負面的不幸結果。
 
他的第一個不幸,牽扯到他與寶靈公司之間的業務關係。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拜克斯那一次回到英國,是得到范奇首肯的,顯然范奇曾委託他順道替自己去代辦某些 事務。在此過去一整年裡,他同范奇都走得很近,范奇曾私下借過錢給他,還讓他住進自己在北京的居所。這次拜克斯在倫敦,就是住在范奇的同事的家中。但是寶 靈公司裡也有著自己的內部鬥爭,范奇有個對手,一個叫吉內爾(Ginnell)的,顯然是想暗中逐漸地將范奇扳倒。
 
吉內爾是愛爾蘭人,毫無疑問是個能幹的工程師,渴望能為寶靈公司來建造鐵道,但是(根據范奇所言)他 沒有社交或外交的天分,也沒有能力同中國官員去打交道。然而,他依舊是野心勃勃而且顯然覺得,實際上自己可以取代范奇來掌控公司在中國地區的業務。為了達 到這個目的,他自然需要一個能充當公關的中間人來處理自己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很明顯地,他引誘了拜克斯來充當這個角色。而永遠在尋求增加金錢收入,同時 又有著善變的薄弱忠誠度的拜克斯,自然是加入了這個計畫。
 
拜克斯在離開中國之前,是否加入了吉內爾的這個陰謀裡,我們並不清楚,但是當他抵達倫敦並發現吉內爾在總公司裡有堅強的靠山之後,他立即把握了這個送到面 前的機會。吉內爾透過朋友們向他示好,而他很快就接受了。在寫給濮蘭德的信中,他說現在公司覺得他是不可或缺的,他寫道:「范奇沒有我就會幹不下去,這是奉承的話。」
 
而他顯然是對寶靈公司暗示過,將有可能會失去他的效力,由於濮蘭德的計畫─應該是擔任英中公司的代表,所以他需要拜克斯全心全力的協助來為中 英公司工作。其實,這不是真的,而且是荒謬的。因為在范奇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寫道:「其實你的計畫是打算和寶靈公司密切地配合工作。」
 
而拜克斯這麼做,是為了凸顯自己的價值,來提高自己的價碼罷了,他還寫了份備忘錄給寶靈公司,公司也因而同他單獨簽訂了份協議書,同意派他回到北京擔任一個較高的職位,這個 合約一年有效,同時也保留了來年續約的選擇權利。拜克斯因此而獨立於范奇之外,由自己直接向倫敦總公司負責,甚至還可以在保住了中國合約之時,從范奇的佣 金當中分得一部分的佣金。
 
當這個訊息被傳到北京,范奇在得知以後,自然是怒不可遏。范奇寫信回總公司,很堅決地表示:北京是由他所負責的,他不會同拜克斯來合作,也不會再進行任何 新的計畫,除非先講清楚,拜克斯是在他的管轄底下聽命行事,而且不能分拿他的佣金。
 
公司立即妥協了,在顯露出一些尷尬的相關回函裡,向范奇保證:凡所有從 歐洲派往中國地區的公司員工,自然是聽從他的命令行事。尤其是「像拜克斯這樣的一位紳士,不是那種『一般通常為業務需要而任用』的人,雖然從尋求中國利益 的觀點來看,有他獨特的價值」。如果這樣講還不算精確不夠清楚的話,公司向他保證:這一切只是因為覺得不恰當,也沒必要和拜克斯這樣有著「謙遜又溫文儒雅 的情感」的人,發生摩擦或起衝突,而他又偏偏誤將對他的好意以為是理所當然…等等。當然,拜克斯擁有的所謂「獨特的價值」所憑藉的,就是他與宮廷及政 府官員之間那些不凡的聯繫管道。
 
就這樣,這個陰謀宣告失敗了。從頭至尾都保持著密切聯繫的濮蘭得和范奇,在私人信件中透露了他們的情緒。他們同意:真正的壞蛋是吉內爾。范奇寫道:「如果 吉內爾竟能做為公司裡即將掌權的那個勢力集團的代表,如果愛爾蘭能被允許自治的話,那我就是統一黨的黨員。」樸蘭德回覆道:「事情看起來的確很糟,一個典 型的下流愛爾蘭惡棍的作為。」因為樸蘭德、范奇、吉內爾三個都是愛爾蘭人,讓我們想起了強森博士曾說過的話:「先生,愛爾蘭人都是一樣的:他們從不會談及 別人的優點好處。」
 
但是拜克斯很顯然地也涉入了其中而背負著罵名,范奇也期望他能給個解釋,但事實擺在眼前「對我,他自始至終就不曾真心相待」。寶靈公司 原本是認為范奇可以和他同時並行作業,而「同拜克斯一起搞定一切」;「拜克斯對我並不忠誠,尤其是在當他以為公司要支持的人是吉內爾時,他就背叛了我。但 他只是個懦弱、對凡事都沒有野心的傢伙。」
 
這件事的結果是,在同年的秋天,拜克斯垂頭喪氣地回到了北京,他只得到一個為期三個月有效而且不會再續約的合約。此時,范奇視他為「一個敗事有餘、既危險 又古怪的傢伙」,而拜克斯的確也給了個解釋:他純粹是內吉爾那場陰謀裡的一個無辜受害者。但是他的說詞應該是沒有被全部採信,因為范奇似乎從此再也沒有完全地信任過他。
 
當拜克斯與寶靈公司的合約即將到期的時候,應該是在這樣的一個經濟因素的背景之下,他對濮蘭德提出了一個與他們合作著書有關的建議。在西元一九零九年十 月,他寫信給濮蘭德表示願意以兩百英鎊做為代價,將他對此書所擁有的經濟利益權利賣斷給濮蘭德。濮蘭德回覆表示他不認為此書會為他們賺進四百英鎊,但他還 是先預支了一百英鎊給拜克斯。
 
六個月後,在拜克斯的再次要求下,他又給了五十英鎊。約翰‧莫瑞(先前聯繫過的出版商)後來證實:這本書的獲利,絕不會超過三百英鎊,的確,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初才拒絕出版它。就這樣,拜克斯把有關這本書的一切都賣給了濮蘭德:包括他的翻譯稿及景善日記裡被這本書所採用過的那部分的中文原稿─這也正是後來被濮蘭德送到大英博物館的那部分。
 
拜克斯還希望把他的名字從書的封面上給拿掉。這也是和他的經濟狀況有關─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當書的文稿已經完成,在范奇同意他離開一兩個月的情況下,拜克 斯又回到了英國,雖然先前他才從寶靈公司獲得那份可貴的合約,但他意識到這份將到期的合約,將可能不會再被續約了。當他住在蘇格蘭的妹婿家中時,他收到一 封他稱之為「寶靈公司所寄來的非常令人不悅的信」。
 
信中,公司表示願同他續約,可是條件內容,在他看來,非常地不適當而且措辭也不夠「阿諛奉承」。或許是 因為范奇交代過,把拜克斯的職權更進一步地設限縮小而更須聽命於他,或許是拜克斯已感受到范奇此時對他的不信任,無論如何,拜克斯沒有接受這份合約,從此 以後和寶靈公司再也沒有任何商業往來。當拜克斯回到了北京後,范奇注意到他刻意在迴避著他。
 
同在這個時候,拜克斯也同在北京的另一個雇主─威樂‧史贅特決裂鬧翻了。就在他離開中國之前,他從天津的帝國飯店寫了封信給濮蘭德,告訴他自己為了協商兩 個合約,一個是寶靈的,一個是史贅特的,搞得自己精疲力竭累得人仰馬翻。但是史贅特的集團似乎同寶靈一樣,也不怎麼激賞他努力的成果。他們只付了他兩百英鎊,這數目在他覺得是不夠的,因為他負責了所有的溝通協議(他自己說的), 他期望得到的是五百英鎊,他問濮蘭德看法如何。
 
濮蘭德隨即機敏地察覺到:這過程的一切進展都是依照著合約當初訂立的內容那樣那般,沒有任何的異動改變,如 果拜克斯在原本的合約訂立後,曾被要求做更多的異動,那麼他應該另外再開立過新的合約。「如果你所做的有比原本計畫中的內容還來得更多」,那麼史贅特的集 團也不會同他去爭論關於他要求更多酬勞的事。
 
濮蘭德動手寫了封信給史贅特,希望此事能圓滿解決。但是史贅特卻強硬地表示:「我已告訴過拜克斯,他不會再多 拿到一分錢了。」拜克斯對此覺得很受傷,他寫道:「我討厭同別人爭吵,而我好像總是冒犯到他人。」他真的認為自己應該要拿到紅利,然而,他也承認,至少史 贅特「比起那個從不付我半毛錢的莫瑞森,算是個較大方的人」。濮蘭德又再度圓滑地幫他居間從中來做過調解,但顯然絲毫沒用。拜克斯與史贅特及寶靈公司之間 的商業關係,從此就正式宣告結束了。
 
這時拜克斯如果再回到中國的話,似乎已經沒有經濟收入的來源,因而更加需要依賴一些中國友人的善意協助。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忖讓自己的名字以作者的名義, 即使是以合著者的名義,出現在書上,是明智之舉嗎?尤其書中不免提及,也可能因而冒犯到,那些還活在世上而且在中國的國度裡仍握有實權的人士。
 
慈禧太后才逝世不過兩年,現任的隆裕太后是她的外甥女,根據拜克斯所言,她不但是她那尊敬的姑姑的翻版,而且脾氣還特別古怪。在義和團暴動裡扮演著備受爭議的角色的 那桐,在景善日記裡被描述成「一個該死的冷血流氓兼惡棍」,現在卻高居軍機處,同時還是重組過的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拜克斯每越考量到中國的現況,就會 對他自己的那本書越感到憂心。
 
他的這些疑慮,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的春天,當他的翻譯稿已經完成,在他寫給濮蘭德的信裡的字裡行間都表露無遺。然而,到了該年 夏天的時候,他的信心又恢復了。此時,他似乎覺得不會有什麼危險。畢竟,該書裡沒有什麼有會受到異議的內容,除了那桐可能會抗議,「但是也沒什麼大不了 的,只要他不提起文字誹謗的訴訟官司就行了」。
 
拜克斯可以承受吞下那些疑慮,那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他盤算著,反正他不會再回到中國去了。六月二十二日,當他同濮蘭德在倫敦一家濮蘭德所屬的俱樂部裡共進 午餐時,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濮蘭德把他們之間的對話寫進了日記。在正反兩面地爭辯過將他的名字放在書的封面的利弊之後,拜克斯說自己在同他父親商定做了些 安排後,他現在的經濟是獨立了,他「將不會接受那家將要求他去從事協商的某造船公司的聘僱」(我們走著瞧吧─滿腹狐疑的濮蘭德加上了這句話), 他還說「他很遺憾范奇和史贅特對他都感到不滿意,這都與中國人和吉內爾的背叛有關等等。他還要我去拜訪他的父親,以及去找他的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一起 出去打打獵,我回以樂意遵命」。
 
午餐結束後,拜克斯和濮蘭德一起去見了出版商威廉‧海納曼,席間並沒有提及從該書本封面拿掉拜克斯名字的事情。結束後,濮 蘭德出發前往愛爾蘭去釣魚,拜克斯則是回到達靈頓與父親同住。
 
十天後,濮蘭德在愛爾蘭收到拜克斯寄給他的一封信,信裡拜克斯所表達的一百八十度的想法大轉變,令他大感驚訝─拜克斯此時堅持他的名字一定不能出現在該書 裡。最多,只能出現他名字的縮寫,但最好是匿名,什麼都沒有,因為他怕那桐會對他的中國僕人展開報復,而或許,他自己本身也會被禁止再回到北京…
 
濮 蘭德對此態度的大轉變也只能無奈悲嘆:在他的書中所反對的那些中國官員,永遠不會讀閱這本書的,就算讀了,也會認為這只不過又是一本蠻夷之作,也不會把它 放在心上的。他們不能禁止拜克斯住在北京,或者是騷擾他的僕人。再者,若是想要將那桐的名字從該書中拿掉,濮蘭德可以立刻著手去照辦,沒有任何的困難。總 之,拜克斯為什麼又想要回到中國去呢?留在英國不是遠遠要來得更好嗎?然而,拜克斯堅持他的立場,在連番勸阻都無效之後,濮蘭德放棄了,只得告訴他,匿名 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你的一些好朋友,諸如莫瑞森等,不可避免地定將會讓中國人知道這書的作者是誰」。
 
濮蘭德順從了拜克斯的要求寫了封信給海納曼,請求他將拜克斯的名字從該書中拿掉。海納曼回覆告訴他,現在已經太遲了:這本書的樣本都已經被發送出去了,已 寄往全世界的各個地區,裡面都印有拜克斯的名字,所以無法再做更動了。濮蘭德在他的日記裡冷冷地寫著:「拜克斯將會陷入苦惱的愁雲慘霧之中…我擔心 生性怯懦柔弱的他,將會再惹是生非」拜克斯的確在後來,如同我們將看到的,會再度惹是生非,雖不是如濮蘭德所預料的那樣;對此目前的情況濮蘭德已是無能為 力,然而為了安撫拜克斯,他還是保證將會把景善日記當中不利於那桐的那些段落加以刪除。
 
其實拜克斯的臨時變卦是有其道理的:此時,他與父親同住著,而強納森爵堅持了他的立場。「經濟獨立」的這個承諾─或者,更像是個幻想,整個徹底地破滅了。 如果爵士的確曾說過這樣的話,那恐怕他是沒說得夠清楚讓拜克斯能聽得懂。他父親的原意是他已幫拜克斯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這正是他原本告訴濮蘭德說他決定 不接受的那份由造船公司所提供的差事。再者,這份工作將需要他重返到中國,擔任起約翰‧布朗─這家大造船公司,在北京的代表這個職務。
 
於西元一八九六年過世的約翰‧布朗爵士,是製造鐵板的先驅。他是雪菲爾(Sheffield)人,本來是個刀具商,但他最大的成就卻是裝甲戰艦的建造與發展。這項發展促成了英國皇家海軍的轉型,並使得位在雪菲爾的約翰‧布朗公司成為向親英的眾強權國家,提供現代化裝甲戰艦的大製造廠商。在十九世紀末,它合併了位於克來(Clyde)的湯瑪遜造船公司,在格拉斯哥(Glasgow)成立了一家造船的子公司。現在要雇用埃德蒙.拜克斯擔任北京代表,正是以這家子公司的名義所為。
 
但這個演變卻不是拜克斯所指望想要的,他原本是希望父親能夠提供他在「異教徒之地」(in partibus,拉丁文,此處應是指中國)的 生活經濟來源,無奈強納森爵士的錢袋對他依舊是緊緊地勒起的。拜克斯只好由達靈頓出發前往格拉斯哥,在參加過面試後辦理報到。他所接受的這份工作的前景非 常令人興奮,而且根據他告訴濮蘭德的,該職位的待遇比起他在寶靈公司時所得到的,簡直已是遠遠超過了「奉承諂媚」的程度的豐厚。中國派駐在倫敦的總領事曾告訴約翰‧布朗造船公司:中國政府已經從國內稅收提撥了六百萬英鎊,並打算在接下去的兩個年度裡,再籌集到四百萬英鎊,來建立起一支現代化的海軍。拜克斯 的任務就是將這些合約拿回克來(公司所在地),而他也會因而獲得銷售佣金─這個想法,讓榮華富貴的幻影立即浮現在拜克斯的眼前。
 
但是如果這一切,卻因他在該書中的一些不當分析解釋而遭到破壞了,那將是多麼可怕啊!在這種情況下,匿名可能會是較謹慎的妥當作法。
 
覺得自己這個叛逆浪蕩的兒子已經回歸到商業正途大道上的強納森爵士,自然而然也認為他的這種想法是正確的。幾個月後,在愛爾蘭、蘇格蘭到處釣魚打獵玩遍各 地後的濮蘭德,遵照先前同拜克斯的約定,前往倫敦拜訪強納森爵士。他同爵士及他在海軍的兒子奧力佛一起在卡爾登飯店共進了午餐,他應該是小心謹慎地試圖著 說服這位老人,請他對自己那位書卷氣很重但絲毫沒有生意天分的兒子慷慨些,但並沒有得到他任何的回應。
 
濮蘭德在回報給范奇的信裡寫著:「他很傲慢,對我是 一點吸引力都沒有,而且他毫不遮掩自己的吝嗇小氣。」在自己的日記裡,濮蘭德則是寫得更白:「他對帳單小題大作地爭論了一番。(六道菜收他二十三英鎊,還嫌太貴!)然後堅持用銀幣零錢埋單,他解釋說:非不得已,他是從不以五英鎊的紙鈔或金幣來付款的」,然後給了侍者六便士的小費。天啊!難怪拜克斯在牛津欠下的鉅債會深深地刺痛了那顆吝嗇的心。
 
濮蘭德還對范奇寫道:在談話中,強納森爵士偶然對濮蘭德提及「他在替我們的埃德蒙協商聘僱合約時,耍了點手段。讓最終簽訂的合約裡的年薪高達四千五百英鎊,而且為期四年有效。而埃德蒙寫信告訴我(這是你我之私下的話), 他的花費是如此的高,在將來工作時,也可能依舊會是口袋空空,這應證了我對於他老是跟你我哭窮一事做解釋時的看法」。
 
然而,埃德蒙依舊是堅持他父親「把我 的薪水給弄錯了」:他說,這樣一來,他一年若用剩有餘,還能存到個五百英鎊就算是很不錯了。不過,他還是要承認,他拿到了兩千英鎊的預支款,而且「合約的條件內容還算是公道」。
 
拜克斯之所以能獲得約翰‧布朗造船公司的這份差事,至少有一部份,似乎是藉著強調那個能讓他能對寶靈公司如此有用的長處─他自身與中國高層宮廷官員的特殊 聯繫管道,尤其是他同軍機大臣徐世昌的個人私交。因此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八月,當他還住在達靈頓父親家裡,獲知徐世昌辭官失勢之時,他感到震驚不已。
 
他沮喪地寫信給濮蘭德:「徐世昌的去職對我是個沈重的打擊,因為他曾非常親切地寫信向我保證願意協助我....我所有的計畫,都被世局最新的變動發展所打亂了。 我和其他的人一樣,都以為他是穩如泰山的....說真的,我不覺得我再回到中國去有什麼用處了」。
 
然而,濮蘭德還是鼓勵他:「對於你失去徐世昌那位友好的 支持,我深感遺憾。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中國政治圈內官員的變動會成為你回去的阻力。除了徐世昌之外,你還有許多好朋友及影響力,而且我相信約翰‧布朗造 船公司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合適的人選來為他們工作了,雖然我承認,對於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情況之下,他們有多大的機會能把船艦賣給中國,對此我的心中存有疑 慮」。
 
受到濮蘭德的安慰與鼓勵之後,拜克斯重拾回信心,而當他再度回到中國時,他會發現徐世昌,無論在位於否,對他和約翰‧布朗造船公司,都同樣地有助 益。我們還會再次聽到他的名字。
 
約翰‧布朗造船公司的職位,讓埃德蒙.拜克斯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症狀─從現在起,他會反覆地給自己灌輸一個同樣的夢想:販售戰艦給中國,為自 己賺進大筆的銷售佣金。起初,濮蘭德試圖要點醒他並警告他:中國人老在唬弄外國人,老說是要買那些他們既沒經費採購也沒財力維修的戰艦。
 
「告訴約翰‧布朗 造船公司不要先動支一分錢,除非是已經拿到最終能確認生意的明確而具有約束力的正式合約。」他懷疑「中國殘敗的政府」的財力,就如同懷疑拜克斯的財力那 般。拜克斯為什麼不待在英國「去從事一份博物館會很樂意提供給你的職務工作,而把中國就留給中國人自己呢?」,讓他與「符合天性的學者工作」為伍,而不是 「出國去從我們那些住在可怕的沙塵城市(北京)的 朋友們的手裡拿到造船的合約,做這種毫無意義的事情」。
 
他後來寫道:「我親愛的拜克斯,我希望你的父親能好好地供養你,讓你能去投身於那種會為你帶來名譽 和尊嚴的工作,而不是去從事這些,對任何正直的人都沒好處的,齷齪商業活動,因為我太瞭解這一切了。」對范奇,濮蘭德就直接扼要多了,有次他嘲諷地問范 奇:「傑出的拜克斯,截至目前,有沒有機會賣出任何東西給任何人啊?」拜克斯的幽靈艦隊─在長年住在北京的洋人圈裡,逐漸地成為了一個老笑話。
 
但拜克斯並 沒有因而有任何的改變,這個有關艦隊的幻想變成了他虛幻世界的一部份,他緊握著這些虛幻的夢想不放,每次只要中國的政權有所異動改變,他總會看到一支壯觀 的幽靈艦隊,煙囪冒著濃煙,驕傲地從克來出發駛緩緩向天津,為他帶來一筆巨大的佣金收入。
 
在此同時,他們的書已經完成校稿正準備開始印刷,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十月,新書終於出版了。書名定為「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由濮蘭德及拜克斯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y J.O.P.Bland and E.T.Blackhouse), 因為出版商拒絕了濮蘭德所提議將拜克斯名字放在前面的這個建議,儘管先前拒絕出版此書的兩位出版商愛德華‧阿諾和約翰‧莫瑞都覺得此書的前景黯淡,但此書 實際上卻賣得奇好,因為它出現的時機合宜正確,也擄獲了當時的人心。至少,它有著充實的內容,滿足了一種實際而嚴肅的需求。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底,滿州的統治朝代,或許該說是整個古遠的中國帝制朝代,它的終結殞落是可以預期得到的。它曾經是個輝煌的朝代,在這個朝代裡,中國曾激 起被它所啟蒙的歐洲的幻想。雖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所能被目睹見證到的,只是腐敗衰退和支離破碎,而這晦暗的場景,某種程度上,卻被那位統治著它的奇特女子自身的性格所遮掩著。如今回顧,這位聲名狼籍的老太后,現在卻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號人物了。
 
她,違反了所有的推理和機率,維護並統治著一個古 老、複雜而貪腐的社會,憑藉著她高明的權術手腕,將無可避免的革命延後了五十年才發生。但是此時,世人在問,這些她是怎麼辦到的?對此問題,還沒有人能給 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在過去十年裡,雖然有不少洋人被允准進入到宮廷,但是義和團事件爆發前的真實歷史,依舊是被語言隔閡及根深蒂固輕視外人的保密習性兩者 交織而成的防衛屏障,所深深地隱藏遮掩著。
 
唯一會揭露闡述慈禧太后神秘生活的,只有那些對她毫無敬意的廣東人所經營的報社,但其報導內容顯然並不可靠。源 自於這些報導的醜聞被擴大著,被散播著,太后的宮廷被描述成是奢華淫逸、暗藏春色的私人劇院。為了滿足大眾的好奇,好些暢銷的通俗作品開始爭相出現,的確,濮蘭德及拜克斯也發覺到他們的書之所以被出版商相繼拒絕,是因為這本書沒有達到像其他的書那樣符合流行的要求,所以出版商相競地調頭而去。但是他們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和其他類似的書來競爭:它的目的是要讓它們顯得是多餘的,而它真的辦到了。
 
濮蘭德及拜克斯所提供的,是第一部對太后執政時期有著文獻及可供閱讀的完整公開記述。它是根據淵博的學者拜克斯所提供和翻譯的真實中文史料,經由文筆流暢 又有效率的記者濮蘭德改寫成文雅的英文後公諸於世的,它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公開了許多中國的國家文件,尤其是都御史的紀錄。
 
它引述了中國朝廷官員的日記 並同他們做過面對面的個人採訪。這本書展現了對中國宮廷政治及其人物的深入而詳盡的理解,整體的文筆風格既輕鬆又生動。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作品能將沒落中 的滿清宮廷,對其古老的繁文縟節、對它整體的貪污腐敗、對它無法忍受的進退兩難、或是將它那位不合法又無法除去的統治者的霸道及其狹隘又本位的自大,做出 一個如此清晰的畫面呈現。
 
一個史學家,或許會對本書沒能對讀者講述宮廷以外的事情,而感到遺憾,但那本來就不是寫這本書的目的。一個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學 者,或許會因無法對書中登載的文件來做求證的工作而有所抱怨,因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供參照比對的方法,但這書原本就不是寫給這類凡事都要實事求是的學者來研讀的,而本書也不是以學院裡撰述論文的那種學術風格所寫成的。它是寫給一般的知識份子看的,它會讓他們無論在何時翻閱此書都能感到能增進自身的知 識、具有教育意義並而從閱讀當中心生喜悅。
 
當這本書首度發行,即獲得書評家們無異議的一致讚揚好評。泰晤士報評論寫道:「這本書可能是,從中國一地寫出來 的眾著作當中,最亮麗的一件作品。」讀者大眾也都贊同這個說法,本書在發行後的頭十八個月裡,就已經再版了八次,並同時被翻譯成數國的語言。
 
在本書的各項特色當中,最令那些見識廣博的讀者們感到興奮的,就是景善的日記,在書中佔滿了第十七章的篇幅,大約有五十頁,這些權威性的內容也在其他章節 裡屢次地被引述著。被本書採用的日記片段,主要是從西元一九零零年五月起,直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景善去世前的幾個鐘頭,其中生動地描述了宮廷對義和團之亂的 反應,以及太后和群臣所採取的不同態度。
 
就歷史而言,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對世人揭露了當時太后,在軍事上及政治上,最堅定的支持者─榮祿的態度。在西元 一八六一年,太后就是靠著榮祿所帶領的軍隊的支持,才得以展開第一次的攝政政權。他現在是獨掌兵權的軍機大臣,也是太后最親信的個人顧問。依據景善日記裡的記載,榮祿始終反對義和團,儘管太后持相反意見並對他施壓,但他仍盡力藉由削弱保守勢力的影響力來保護外國人。
 
在日記理所呈現的榮祿,不同於他之前的表 現,是個對現代化、實際主義以及同外人合作一事的堅定支持者。就因這些理由及其他的因素,這本書在發行後,被視為對歷史的一大貢獻,而受到普遍歡迎。一位 書評家寫道:「毫無疑問地,它傳遞了中國宮廷在最動盪的時刻裡的全貌,這些是從來不曾被提供過,讓歐洲得憑以做出任何評斷的。」
 
四年之後,拜克斯自己公開直指此書已經首次地提供了「關於慈禧被權臣操控著的這個看法,一個能被公評的權威性證據。」一位同濮蘭德一樣曾在清朝海關稅務司待過的友人,寫信給濮蘭德 時寫道:「這日記真是一個大發現,令人感動。我很高興讀到你還原了榮祿的原貌。」這本日記也讓它的主人出了名,從那時候起,景善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朝庭命官 變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
 
而他的日記也成為有關身處在野心勃勃的西方帝國主義與後來崛起的中國革命這兩者之間的夾縫當中,忍痛茍存著的滿清宮廷在那段最 艱難的時期的文字記錄的一個主要依據來源。
 
濮蘭德和拜克斯自然對他們的作品所帶來之喜出望外的成功感到滿足,拜克斯或許曾對之前已將自己對這本書的所有權利,以一百五十英鎊的代價賣給了濮蘭德一事 感到懊悔。然而,濮蘭德認同拜克斯對此書的貢獻價值,決定將前述的該項交易作廢,仍然繼續把此書收益金額的半數,定期地匯寄給拜克斯直到西元一九一七年。 如此一來,讓拜克斯對他的這項安排深感滿意,終身不忘濮蘭德在這件事裡所表現的「慷慨有加」。
 
回到了北京以後,就開始忙著推銷他的幽靈艦隊的拜克斯,也沒 有碰到當初他所憂心的困境。在他向濮蘭德回報的信中寫道:麻煩是有一點,至少像是,有些他的友人說這本書太過於輕率無禮,應該隔個世代才發行出版。有的則是說「它會讓我們同中國人的關係永遠地決裂」。
 
有些中國人已經顯現出他們的憤慨,有些老朋友變得非常冷淡,有的則是激怒不已:例如,清朝駐倫敦公使李經方,就對拜克斯文稿中所附帶一提的一個不利於他的陳述,感到忿忿不平。 新繼任的隆裕太后是慈禧的外甥女,她令人將整本書翻譯成中文後寫在「黃色絲卷」上(拜克斯總是詳述情景細節), 大聲地朗讀給她聽。當她聽到用「不吸引人」一詞來形容她的時候,深感不悅,因而下令禁止報界提及此書。
 
警察造訪過拜克斯所雇用的抄寫人員,還想利誘他透露 出有關被登載在書中的文件的來源出處。「當然,他是不會說的,因為事實上,我從沒告訴過他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拜克斯這樣寫著。有一回,拜克斯又回報 說有武裝的歹徒接連兩個夜晚侵入了他的庭院:毫無疑問,是住在他隔壁的鄰居,一位年輕的皇室貴族的手下,他剛玩樂回來,又是個慈禧的族人,因而藉此在表達 他的憤怒。
 
所以,至少拜克斯是這樣地回報給濮蘭德的,但是濮蘭德對他所說的話有所存疑。他在日記裡這樣寫著:「拜克斯說滿州人對這本書感到憤怒,但是他誇大了。他們 可能連罵都懶得罵。」的確,如果拜克斯所回報的是真的,那我們應該對於那個怯懦軟弱的人,在面對這許多驚險刺激的狀況,甚至是危險時,所表現出來的鎮定沈 著,而感到驚訝不已。在他的回報裡非但沒有絲毫驚慌失措的徵兆,而幾乎是沈溺於一種自我陶醉的感覺。
 
這是成名的代價,而且無論如何,他現在覺得滿州的朝代 對他已是無可奈何,很顯然它已經結束了,天命被奪,無法再延續到今日現時。而拜克斯好像是為了凸顯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的決心,他開始為自己在北京城外建造一 間鄉舍。他對於一本被證明為是如此成功的書,無論寫得是否輕率無禮、內容是否突兀不得當,此時心中已經沒有任何懊悔之意,於是他展開另一個新的著書計畫。
 
當拜克斯手上已握有大量的文卷史料,濮蘭德和他怎能不乘勝追擊,就以國家的記錄文檔做編纂即可,來寫下一本名為「清朝回憶錄」(Memoirs of the Manchu Dynasty)的書?這作品應可以很快地就完成,也可以從明朝的末年開始來做敘述。
 
但是天不從人願,拜克斯對新的出版計畫的陶醉感並沒有能維持太久。在西元一九一一年的春天,當他仍沈醉於,有生以來第一次,由成功與名譽所帶來的美好感覺 之際,英國方面傳來了一個噩耗─他畏如蛇蠍的莫瑞森正在回到北京的途中。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莫瑞森人在歐洲,大部分時間是待在英國,為新生的中國之理想目標在做大力的宣揚(他是袁世凱的顧問)。 現在,他的任務結束了,於是再度踏上回到東方的旅途。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尾,濮蘭德在給范奇的信中寫道:「莫瑞森在下個月就要回去了,新生的中國應該為他搭 起凱旋拱門和講台,為他高歌聖詩來讚美他。」年輕的中國或許會視他為凱旋榮歸的英雄,但是怯弱諉諾的拜克斯將如何能面對這個比整個滿州宮廷加在一起都還要 來得更為強勢的專橫人物呢?尤其是,拜克斯又該要如何來自圓其說,解釋他是如何掙脫束縛的,然後遮遮掩掩地和莫瑞森的頭號死對頭─濮蘭德勾結合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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